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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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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与拉斯基







哈耶克与拉斯基



  这是山西大学“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心”几位朋友的的讨论,参加者是:丁东、谢泳、智效民、赵诚、高增德


  智:另一翼是介绍外国的自由主义思潮。比较早的有钱满素的《爱默生与中国》等。到1998年前后,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新译本面世。所以,1998年可以称为自由主义重新浮出的一年。


赵:哈耶克的大名,在如今的中国经济学界和文化圈中已是人所尽知。如今哈耶克、波普尔等自由主义学说已悄然成为当今中国三大思潮中最有生命力的显学。然而据我所知,哈耶克的第一本中文版译著作《物价与生产》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没见过这本书,但我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不会是当作借鉴学习的学说,只能是以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学说介绍的。他的代表作《通向奴役的道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是在中国“反修防修”的高潮中,由商务印书馆以“内部读物”形式出版的,印了3500册。


  谢:准确地说是在1962年。是由滕维藻和朱宗风翻译的。滕先生是西南联大学生,后来在南开教书。商务在此前还出版了拉斯基的《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当然都是作为批判资料出版的。这是中译本的情况。


  据我所知,潘光旦在四十年代已经注意到哈耶克。哈耶克的这本书是1944年出版的。按当时的开放程度和知识分子的英文水平,看到这本书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不少。至少就我的知识范围来说,我看到潘光旦1946年出版的政论集《自由之路》就提到了哈耶克的这本书。不是一般的提到,是很详细的介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在1998年出版的《教授当年》中有两篇文章说到这件事。潘光旦说,哈耶克这本书是专门就竞争在经济上的价值立论,对一切计划经济表示反对。潘光旦认为,哈耶克较为偏激。不过潘光旦还是认为哈耶克对集体主义的评论大体上是很健全的。理由是哈耶克过去在奥国时受过苏俄式的集体主义压迫,又吃过德国式的集体主义的亏,所以对任何集体主义,有一种深恶痛绝的情感。潘光旦可能看的是《通往奴役之路》全书,也可能是从其它渠道看到对这本书的介绍。因为潘光旦在提到哈耶克时,特别说1945年4月号的美国《读者文摘》上有过非常详细的介绍。潘光旦说,哈耶克认为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不能两立,过分地抨击计划经济与集体主义的措施,他不赞成。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大看重哈耶克,而看重费边社的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说到拉斯基,就要提说到资源委员会。


  丁:对于资源委员会,现在已有了许多专业的研究。它的功过历史自有评说。但我有一个思路,就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必须对当年资源委员成员的思想和教育背景给予注意。


  谢:资源委员会那些成员后来多数成了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路》杂志的参预者。因为这些人不同于一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人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的重要性,不体现在政治思想上,而体现在经济思想上。资源委员的主要成员是以留英的学生为主的,他们多数出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很多人就是四十年代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重大影响的拉斯基的学生。他们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对于计划经济都有好感。在当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做为一个团体集中留下来的,就是资源委员会。他的主要成员的政治选择,也许与他们对计划经济和对苏联经济的好感有关,这可能就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说到胡适,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对于世界大势总是能够有清醒的判断。


  智:1954年3月,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一次茶会上曾有一个长篇发言,是专谈自由主义的,他对当时《自由中国》介绍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非常赞同。同时,胡适对自己早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进行了忏悔。他特别提到了他的一个身为公务员的朋友给他的一封长信。胡适是认同他这个朋友的观点的。胡适引述他这个朋友的话说;“中国士代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在这里是借用了朋友的话,批评了他当年的老朋友翁文灏。我们在多少年以后,想到翁文灏最后的选择,不能不对他早年的计划经济思想有所反思。


  谢: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许多是拉斯基的学生。有的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听他的课。有的就是他的学生,像吴恩裕。我在做《观察》研究时,在《客观》杂志上看到过他的一篇专门回忆拉斯基的文章。我还看过人类学家许朗光(火边一个良字,电脑里没有这个字)的一本回忆录,书名一时想不起来了。是徐德隆博士帮助整理的。许在回忆录中说他当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费孝通同学一年,他多次提到拉斯基,对他讲课评价极高。像罗隆基、储安平、吴景超、王造时和钱昌照他们,就思想倾向来说,可能受拉斯基的影响较重。关于这个问题前几年广州中山大学的孙宏云博士曾想专门研究,我把我所知道的相关资料都送了他。我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做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研究时,注意到拉斯基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影响的。我在《逝去的年代》最后一部分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高:在拉斯基活跃于欧美学界的20至40年代,他的政治思想就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得到了广泛地传播。他的各种主要著作如《共产主义论》(黄肇年译,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版)、《政治典范》(张君劢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政治》(邱新白译,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现代国家自由权》(何子恒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国家往何处去》(张虹君译,天津新民学会1935年版)、《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王造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民主政治在危机中》(王造时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等陆续译为中文出版,并被奉为政治学中的“瑰宝”。


  庐锡荣在《拉斯基政治思想》(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一书中,称赞拉斯基“是现代欧洲政治思想的一个怪杰,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怪杰……我们研究它的政治思想对于过去旧时代的旧政治思想可以得到许多正确见解。对于未来新时代的新政治思想,可以得到许多光明的暗示”。王造时在《民主政治在危机中》一书的译者序中,只有四句话要说:“第一,这本书是著者《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之前编。如果要明了现代民主政治与国家的本质,这两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第二,这两本书可代表拉斯基政治思想的转变,并且是1930年以来,世界各国政治急剧转变的反映。第三,这两本书的内容主要是以英国为主要背景,但其理论的涵义是一般的。”


  智:4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者创办的各种杂志如《观察》《大公报》《世纪评论》等仍在继续不断地介绍和翻译拉斯基的新作;在政治实践层面,由于深受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以张君劢等为首的自由主义者还创建了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明确地提出了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奋斗目标。“民盟”主张所走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可以说,集中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理念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正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这一思想脉落,可以从他们与拉斯基的关系中看出来。


  谢:《朱自清日记》里曾提到一些关于王赣愚在英国的情况,也与拉斯基有关。王赣愚是清华的学生,在英国学习政治学。也是《观察》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日记正好在手边,我就直接念了。“王君人甚有理想,顷从拉斯基(LASKI)研究。……在伦敦经济学院听拉斯基(LASKI)教授讲课。那是国际主义者联谊社安排的。伯顿先生是该社的支持者和名誉干事。拉斯基教授少年英俊,如果在街上见到他,我一定不会想到他是教授。他身材细长,个子不高,但嗓音宏亮,即使在房间最远的角落里也能听到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我很容易地听懂了他所讲的内容。他经常断开长句。我想这是一种时髦的讲话方法。他是按照两三天前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讲的,很有效果。不过,他讲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因为这种课是公共课,所以讲得浅一点也是可以谅解的。希望对这种课能进行适当的讨论。拉斯基教授对提问题的人作了措词巧妙的扼要回答,有时还有点严厉。他的大部分答复针对史密斯(SMI


  TH)教授的讲话的。史密斯教授也在同一个学院讲授国际法。他在为反对国际主义的观点而辨论时,往往是回顾过去的多,展望将来的少。他讲课时口若悬河,令人应接不暇。不过我明白他的推论来自罗马历史。拉斯基教授在回答他的问题时带着嘲讽的语调,引起一阵阵笑声。他在回答一个学生时也是这样。这个学生提出的问题书上已经有了答案。他在上拉斯基教授的课前,理应在书上看到这个问题的回答,而他还要去问。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个学生学到了无情的嘲笑。”


  丁:关于拉斯基,我们虽然没有专门研究,但注意的材料还是比较多。谢泳是爱看杂书的人,常有新材料。有时候材料本身就是观点,有新材料是最重要的。


  赵:二战结束后,新独立的国家大都选择了苏联式的集权计划模式,在西方思想界,存在主义称雄一时,哈耶克与米塞斯、弗里德曼、波普尔、博兰尼等共同创建的“朝圣山学社”,反对在社会发展中采用集权和计划经济模式,却不成气候,直到70年代后才成了西方学界的主流,苏联东欧集权发展模式崩溃后,更成为当代世界的显学。


  文革当中,出现社会的局部失控,官学中禁锢的一些思想精华流传到了民间。在流传到民间的“灰皮书”中,流传最广的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到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青年已不仅在态度上对集权主义批判,而且在学理上想弄明白自由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据我所知,在77、78级的大学生中,已经有人关注到了哈耶克的思想。


  智:哈耶克还有一本代表作是《自由宪章》,1964年殷海光曾经在台湾翻译出版。林毓生说个别地方翻译得不够贴切,这个本子大陆的一般读者见不到。前几年三联书店又推出了邓正来的译本,译名为《自由秩序原理》,第一次就印了两万册。1991年5月,由刘戟锋、张来举翻译的哈耶克的《不幸的观念》,在东方出版社出版,这一版印了5000册。虽然标明“内部发行”,但在公开的书市可以买到。


  赵: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之后,自由主义学派在中国经济学界抬头。一些经济学家也常把哈耶克挂在嘴上。但我总觉得有些人大谈论哈耶克,其实对他的基本思想不甚了了。比如有人推祟哈耶克的市场经济主张,但同时又发表具有偏激色彩的民族主义言论。其实哈耶克认为世界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整体的文明状态,是人们在商业活动中以分立的个人为基础,建立起的文明扩展秩序的结果。“为了使人类获益,竞争要求参加人遵守规则而不诉诸于暴力。规则本身就能组织一种扩展秩序”。市场和商业的发展本身要求和平的秩序,而不是暴力冲突。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恰恰是这种文明扩展秩序的敌人。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一口咬定西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先进文明战胜了落后的文明”,既然如此,又何必搞什么现代化,走什么市场经济的道路呢?就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模式里转又有何不可呢?


  高:一叶知秋,从哈耶克在中国的命运,可以看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向另一种发展模式演进的历史变迁。但我希望学界中人能深入其学理,学而有术,不仅是学而有名而已,这样才可无愧地面对中国学界的前辈,也不负他们当年翻译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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