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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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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与伦理--读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叙事与伦理――读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网上阅读地址:http://book.sina.com.cn/nzt/1086834747_chenzhongde/index.shtml


引子: 叙事与伦理


                   刘小枫


  上帝知道多少人的头发,伦理学就知道多少个人。


  ——基尔克果


  一九六七年春天……


  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一群十岁左右的小孩子,父母们和大孩子们都参加文化大革命去了。有的在学习班里背主席语录改造思想,有的在大街上通宵达旦辩论造反还是保皇,有的在不知什么地方彻夜印传单。那个春天的日子,其实是相当激动人心的。


  趁大人们不在,院里的小孩子们分成两个阵营,用自制的木头大刀和长矛玩相互厮杀的游戏——从底楼杀到三楼,从三楼杀到底楼,免不了有喊叫、受伤、委屈、流血、哭号。我们每天晚上都玩这种游戏,敌对的两个阵营每天都在分化、重组,有人叛变,有人当奸细,有人当领导核心。


  一天——那个激情万端的春天并无特色的一天夜里,敌对阵营的头目和谈失败后,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方番号是“井冈山兵团”,另一方番号是“延安纵队”)开始厮杀,院子里闹哄哄的。突然停电了,整个院子一下沉入黑洞洞的深渊,厮杀的双方再也看不清对方。世界剎那之间不在了,没有父母在身边,又没有电灯的处境使模仿的革命游戏激情变成了不知身在何处的恐惧。两个阵营之间虚拟的敌对伦理不见了,大家不分政治观点,不分男女界限,牵着手,搂着腰,挤缩在一起,不知如何度过入春后依旧冷冽的这个寒夜。


  我们中间有一位刚念初中三年级的大孩子,也许因为高度近视,没有上大街辩论或散传单。他并没有参加我们的革命游戏,只是同时给斗争的双方提供战略和战术指导。只有他在没有电灯的黑暗中显得比较自在。


  黑夜静得让我们心惊。


  这个大孩子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他坐在破旧的窗台上,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故事中的惊险覆盖了我们心中的恐惧。接着,他讲了凡尔纳讲的奇妙的故事、雨果讲的令人感伤的故事、梅里美讲的让人痴想的故事。他叙述的时候,我们不再惊恐地四处张望,不再慌张地想要寻找蜡烛,甚至不再期待电灯重新亮起来。这个大孩子讲的前人讲的故事,像温暖的手臂搂抱着我们,陪伴我们被遗弃的、支离破碎的长夜。时间,若有若无的时间被叙事填满了。


  从那以后,我们不再玩分成两个阵营厮杀的游戏,而是要这大孩子讲故事。直到有一天夜里,大街上的革命斗争已经动枪了,院子没有停电但必须关灯,我们围坐在大孩子脚下,他仍旧坐在破旧的窗台上讲故事——讲雨果讲的《笑面人》,大家都忘记了关灯,一颗半自动步枪子弹不知从何处飞来,横穿过大孩子的脸颊,崩掉了他三颗大牙……


  据说,人类开始讲第一个故事时,与我们院子停电时的处境差不多:原始穴居人在夜色降临后,感到时间的支离破碎和空间的若有若无,有一天——故事总是从这暧昧的有一天开始,一个年长的穴居人讲了一个故事,讲的是……听过故事以后,穴居人心里暖和起来,明天的艰辛和困苦变得可以承受了。


  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当幸福在时,我们便拥有一切,而当幸福不在时,我们便尽力谋求它。”如果伊壁鸠鲁的这话说得恰当,又如果谋得幸福是伦理学的基本主题,那么,叙事对于人们谋求幸福就是必不可少的,它可能既是人们关于幸福(或不幸)的知识,又可能是人们在幸福之中的时间和空间。


  “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梭伦)。这个神无处不在,并没有随着现代性的社会进步而隐退,而是不分国家和民族一律平等地尾随每一个人的身体。这个神名叫偶然。人的叙事是与这个让人只看到自己幸福的影子的神的较量,把毁灭退还给偶然。叙事不只是讲述曾经发生过的生活,也讲述尚未经历过的可能生活。一种叙事,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构想。


  什么是伦理?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伦理学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


  伦理学自古有两种:理性的和叙事的。


  理性伦理学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进而制造出一些理则,让个人随缘而来的性情通过教育培育符合这些理则。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堪称理性伦理学的大师。有德性的生命感觉,就等于思辨的才能。


  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叙事伦理学看起来不过在重复一个人抱着自己的漆盖伤叹遭遇的厄运时的哭泣,或者一个人在生命破碎时向友人倾诉时的呻吟,像围绕这一个人的、而非普遍的生命感觉的语言嘘气——通过叙述某一个人的生命经历触摸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命感觉在叙事中呈现为独特的个人命运。


  理性伦理学关心道德的普遍状况,叙事伦理学关心道德的特殊状况,而真实的伦理问题从来就只是在道德的特殊状况中出现的。叙事伦理学总是出于在某一个人身上遭遇的普遍伦理的例外情形,不可能编织出具有规范性的伦理理则。


  荷马、索福克勒斯、但丁、莎士比亚是叙事伦理学的古典大师。叙事伦理学从个体的独特命运的例外情形去探问生活感觉的意义,紧紧搂抱着个人的命运,关注个人生活的深渊。叙事伦理学家们坚持:“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当人们往下看的时候,会觉得头晕目眩”(毕希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基斯洛夫斯基)。叙事伦理学在个别人的生命破碎中呢喃,与个人生命的悖论深渊厮守在一起,而不是像理性伦理学那样,从个人深渊中跑出来,寻求生命悖论的普遍解答。理性伦理学的质料是思辨的理则,叙事伦理学的质料是一个人的生活际遇。理性伦理学要想搞清楚,普遍而且一般地讲,人的生活和生命感觉应该怎样,叙事伦理学想搞清楚一个人的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这并不等于叙事伦理学根本不理会应然——那样就谈不上伦理的道问学了,它只是不从与具体的人身不相干的普遍理则,而是从一个人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的生命感觉来摸索生命的应然。听故事的人为叙事中的“这一个”人的个体命运动了感情,叙事语言的嘘气就不经意地形塑或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感觉,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听故事和讲故事都是伦理的事情。如果你曾为某个叙事着迷,就很可能把叙事中的生活感觉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想象乃至实践的行为。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就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道德的实践力量是理性伦理学没有的。


  我们听过《红岩》、《烈火金钢》、《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故事,才有了分成两个阵营厮杀的游戏。经过那大孩子讲故事的夜晚以后,我发现自己的命运被那些夜晚的叙事决定了。大孩子讲的十九世纪西方古典作家们讲的故事不仅有一种抱慰生命中惊惶时刻的力量,也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想象和对某种生活品质的信念。


  讲个人命运的叙事,是原初的伦理学。人类经历过的被遗弃的长夜数也数不清,与此相伴的是数也数不清的、难以辨认的白日恐怖。在被遗弃的长夜和难以辨认的白日恐怖的时间中,人类讲了好多故事。故事多半是虚构的,但确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叙事的虚构是更高的生活真实。叙事编织出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给个人的生命被遗弃的长夜带来光亮,构造出玻璃般的言语世界将恐怖隔离开。叙事中的现实也不外乎某个人的幸福或不幸(多半是后者)的遭遇。但与现实中的个人遭遇不同,叙事中的遭遇是依照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意愿编织起来的。现实的历史脚步夹带着个人的命运走向无何他乡,在叙事的呢喃中,“我”的时间和空间却可以拒绝历史的夹带,整饬属己的生命经纬。叙事伦理学是更高的、切合个体人身的伦理学。


  在前现代的社会,规范伦理主要是由宗教提供的。在现代社会,叙事纷然,叙事技巧杂陈。叙事艺术(小说)的发达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现代人听故事(小说)、看故事(电影)太多,叙事已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伦理分不开。为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非每个人都可以和能够讲自己的故事。在现代社会,随着平等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发展,有能力、有权利讲故事的人多起来。何况,现代社会中生活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多——经济、政治生活形式的变化提供了更多生活实践的可能性,文化生活形式的变化也在提供更多的生活想象的可能性。叙事不仅讲述曾经有过的生活,也讲述想象的生活。生活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增加,带来叙事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增加,反过来说也一样。再说,倘若伦理就是整饬属己的生命经纬,现代伦理就不是像古老的伦理那样,依据一套既定的道德体系来整饬属己的生命经纬,而是依据个人的心性来编织属己的生命经纬。现代性伦理是个体化的,于是,故事就多起来。


  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


  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体性的道德境况,让每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伦理学都有教化作用,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仅让人们面对生存的疑难,搞清楚生存悖论的各种要素,展现生命中各种选择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让人自己从中摸索伦理选择的根据,通过叙事教人成为自己,而不是说教,发出应该怎样的道德指引。


  基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中讲过一位老太太的故事,她是伦理学教授,她教伦理学的方式就是通过讲故事举出人生中的道德困境,与学生一起分析这种困境的构成,由此形成道德自觉。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说教,只讲故事,它首先是陪伴的伦理:也许我不能释解你的苦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无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陪伴你,给你讲述一个现代童话或者我自己的伤心事,你的心就会好受得多了。


  自由的叙事伦理学激发个人的道德反省。


  弄清道德困境不等于道德问题解决了,每个人终究会面对“我该怎么办?”,这只能由每个人依自己的道德意识做出选择。能够抉择的意识并不总是明朗。别人讲的故事,不仅有助于我明朗自己面临的道德困境,也有助于我搞清楚自己的生存信念。


  自由的叙事伦理学更激发个人的伦理感觉,它讲的都是绝然个人的生命故事,深入独特个人的生命奇想和深度情感,以富于创意的、刻下了个体感觉的深刻痕印的语言描述这些经历,一个人经历过这种语言事件以后,伦理感觉就会完全不同了。


  我初到香港时,住在一个曲径通幽的旧山村,村民爱养猫,满村是猫,人称隔猫村。邻里有个十五岁光景的女孩子,叫Yukine。一天我用余食喂猫,有两只小猫来食。一只干瘦,长得不好看,一只长得圆润,特别好看。我驱赶长得不好看的小猫,想只让长得好看的小猫食,不料被Yukine看见了。Yukine趴在围墙上对我说:


  我刚学英文时,不懂I am born是什么意思。“我出生了”?中文的动词是主动态,英文是被动态,直译成中文应该是"我被出生了"。我觉得英文的意思对。我的生命起点不在我自己手里,不是由我决定的。我不能决定我的身体的美或丑、我的心性的明朗或忧暗、我的意志的坚韧或软弱,我自己的诞生完全是偶然的造化,不是我出生了自己,而是我被出生了。


  我读的语文课本中有儒家的道德命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充满主动态的九个字令我好生恐惧,觉得像我这样生性弱小的人的生活希望被剥夺了。这样的道德命令没有给被出生就生性脆弱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想象的余地,比如我天生就没有修身齐家的能力。在这九个字的道德命令面前,丑小猫没有能力去践行一种主动态的道德生活,只有自己倒霉,只有暗自哭泣。丑小猫倒霉全因为自己如此被出生了,它活该?谁会给丑小猫带来安慰?


  马太、马可和路加还有约翰讲的故事中有好多麻风病人、妓女,他们都是一些没有能力去践行主动态的道德生活的人,他们只能甘于受歧视,还得怪自己的不是,为什么自己会被出生成这个样子……。正当他们绝望时,耶稣突然闯进人间,给麻风病人、妓女和弱小的人带来上帝的国。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event,就像it is born降临我。我的生命在主的怀抱里第二次被出生,这种重生对像我这样弱小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第一次出生受伤的可能性太大,被出生的我很可能没有能力选择我觉得的美好幸福。在主的怀抱里重新被出生,我没有力气的生命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被主出生的生命,不带有要我成为某种理想的道德规定的人的命令,主只是抱着我。


  可是,不仅当时的犹太人,就是后来的许多基督徒,都有一种道德主义的圣人追求,要求每个人必须追求道德化的人格,据说道德化人格的实现,就是理想社会的实现,还说这就是上帝的国。我不觉得理想社会的实现就是上帝的国。耶稣说:“日子满了,上帝的国近了”(可1:15)。上帝的国不是我们人建造起来的,而是从人的一切可能性和历史限制的彼岸撞进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来的。


  我有时想,在主的怀抱中重生后,我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意思?主让我仍然活在此时此地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活在此世此刻,既不是为了献身给建设人间天堂的道


  德事业,也不是随无常的风把我这片落叶般的身子任意吹到哪一个恶心的地方,而是在挚爱、忍耐和温情中拥有我此时此地的生命。读保罗的信,觉得他有时性子急,烦恼不安,为一所罗马的教会因吃何物起纠纷而忧心忡忡。保罗的处境并非充满光润,他满目伤心。但他没有说,吃什么无所谓,更没有论断谁对谁错。他并不泰然,脾气好像也不小,但他……


  Yukine突然停住不说下去了,她看到我正在给长得不好看的干瘦小猫喂食。我知道,她刚才给我讲的是《福音书》中讲的故事。听了后,我羞愧万分。我经历了一个伦理事件。后来我搬迁,再也没有见过Yukine,时常想她。Yukine讲给我听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些生活伦理,也给我留下了温暖的时间和空间,就像母亲给孩子或孩子给母亲讲完故事或老朋友之间讲完故事后,讲的人和听的人都觉得心里明朗或好受多了。


  叙事讲的要么好像是自己亲历的事——“我”如何如何,要么好像是自己亲眼目睹的事——“他”、“她”或“你”如何如何。那个高度近视的大孩子从前人讲的故事中挑出一些故事来讲,这种叙事的叙事或者复叙事其实与叙事一样,是日常的和古老的叙事方式。我们的亲朋好友不仅常讲他们亲历的事,也常讲听来的事;耶稣的故事有四种经典的讲法(四福音书),以后还有无数讲法;孔子讲春秋故事与左丘明不同,公羊子和穀梁子复述从子夏那里听来的孔子讲的春秋故事,古人称为春秋传言。


  我在这里想讲几位现、当代叙事家讲过的故事。并不是所有的现代小说家和电影家都是叙事伦理思想家,大多数叙事家讲的故事都是些随便说说的故事。但现代伦理问题的确尖锐地出现在为数不多的一些现代叙事思想家讲的故事中,探讨现代性伦理不可能绕开这些叙事观望到的个体生命的伦理深渊,而探讨的方式只能是复叙事。现代伦理学思想大师(从舍勒到麦金泰尔)少有懂得叙事与现代伦理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据我所知,只有基尔克果、艾柯懂,所以,他们讲过不少故事。


  没有叙事,生活伦理是晦暗的,生命的气息也是灰蒙蒙的。


  通过这些复叙事,我仅想给几位好友提供一段虚拟的时间和空间,一起涵咏其中的伦理韵味。

查看最新内容 浏览:395 发表:2007-5-5 19:50:44 回复:2007-5-5 19:50:44
传言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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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作为一个学者,刘小枫的每一部著作似乎总能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这部著作中用清新流畅的文笔解读了一批现代作家的经典之作,并通过复叙事使一个个沉淀在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伦理问题真正成了问题。毕希纳、昆德拉、卡夫卡、基斯洛夫斯基这些卓越的叙事思想家的叙事在刘小枫的喃喃复叙事中重新又鲜活了起来,呈现着它们敞开着的意义。《沉重的肉身》自1999年初问世以来,即引起学界关注,上市未及一个月即再版,至今已印三版,一时成为热门书籍。本次再版,订正了个别词句,使用了新版式。

华夏出版社授权连载,不得转载         作者: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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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此次再版,除更换版式、订正了个别词句外,全书一仍其旧。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书写也不例外。


 丹东与妓女

  丹东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功臣、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主席,签署过不少斩贵族人头的手令,可算是老一辈革命家。除了丹东自己,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家丹东最终被自己发起的革命和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法庭送上了断头台。丹东本来是革命断头台上的斩头刀,谁知他的身子和头也成了斩头刀下的什物。丹东为谁或为了什么信念而死?


 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

  牛虻很残忍、刻毒,一点不像我小的时候熟悉的亚瑟。我开始时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人,甚至对他感到厌恶。可是,当我慢慢感觉出他就是我失去的亚瑟,我就失去了一切健全的理智和判断,甚至不再在意他的残忍和刻毒,最终伤害了我自己。


 沉重的肉身

  卡吉娅与阿蕾特的冲突是男人们关于身体与灵魂争夺在世支配权的冲突:卡吉娅要求身体的在世只服从身体自身的法则,阿蕾特要求身体的在世服从灵魂的法则。萨宾娜与特丽莎的关系是这种古老冲突的现代再现,托马斯站在她们中间实在难受。


 性感 死感 歌声

  薇娥丽卡没有因为曾经有过肉体呻吟喜欢上这个男人,那次做爱没有在她的身体灵魂上留下一丝痕印,没有消除对这个男人的陌生感觉。薇娥丽卡清楚地知道,这个人根本不是自己想与他同床共眠、热切等待他在自己的肉体中抱吻灵魂的忧伤的男人。对于薇娥丽卡,那次做爱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有同自己热切等待的人的做爱,才是刻骨铭心的。


 永不消散的生存雾霭中的小路

  就拿性道德来说,性感及其道德感是相对性的。对于传统的柏拉图—诺斯替—基督教的道德观来说,性爱无法避免罪过的胎记,总带着生存上的负疚;如今,性感被美化、抒情化乃至神化,这两种情形都是道德专制论的。


 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

  这倒是人的常相,不是小说或电影中常见、而日常生活中罕见的美女俊男。卡夫卡是一个会写作的男人,作为男人,卡夫卡喜欢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他有过三次与“妩媚的女孩子”的爱遇,据说(有新发现的书信为证)还曾与自己的未婚妻菲莉斯的女友有过一个私生子,她就比菲莉斯漂亮好多。


 爱的碎片的惊鸿一瞥

  在巴黎城郊,一位十五岁光景的女孩子认出他,走上前来对他说,自从她看了《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她现在知道,灵魂的确存在。基斯洛夫斯基听后觉得,“只为了让一位巴黎少女领悟灵魂真的存在,就值得了!”


 艰难的自由伦理

  电视系列作品《十诫》 的创意就是从这两个人在大街上邂逅产生出来的,相当偶然。基斯洛夫斯基说,要不是那天他在路上撞见皮斯维茨,就不会有《十诫》;要不是那天他们俩心情都不好,也不会有《十诫》。
  这部在东欧共产党文化制度中产生的作品问世后,西欧影视文化界称为十余年来的大事(其中第五和第六诫的电影版获第一届欧洲影展首奖)。我以为,这部作品也应该算是当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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