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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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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初阳的意义、价值及局限
言说引爆沉默:解读郭初阳
  文/涂国文
  
    “郭初阳注定要写进浙江教育史!”几年前,我这样私下地告诉一位朋友。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未卜先知的本领,也不存在“私”郭、“畏”郭,或者“欲有求于”郭这类原因;我之所以如此“美”郭,实在是因为郭初阳的语文课堂给杭州市乃至整个浙江省中学语文课堂带来了“革命性”(蔡朝阳语)的震撼和影响之故也。
  
    昨天中午,我冒着大雨,到位于文三路54号的枫林晚书店,买来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郭初阳所著《言说抵抗沉默:郭初阳课堂实录》一书。作为郭初阳的一位不生不熟的朋友,我原本很想给他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封伊妹儿,向他讨要一本签名本——“宝剑赠英雄,红粉贻佳人”,儒雅蕴藉的郭初阳,脉管里应该是流淌有这份古典血性的。我虽非“英雄”,亦非“佳人”,但作为他的一缕“阳光”(郭初阳的“粉丝”),我想他是不会吝啬的。然而转念我又想到,和我一样有此想法的一定大有人在,要是大家都向他索书,郭初阳可能会有“破产”之虞。呵呵。
  
    说来非常凑巧,也可以说是幸运吧,郭初阳大学毕业初登杏坛之时,正是我从江西来到杭州任教之日。更巧的是,我们的学校同属一个区——杭州市西湖区。因为这个便利条件,我便得于多次观摩郭初阳的公开教学——有区教研室组织的,有市教研室组织的,也有省教研室组织的,应该说,对郭初阳的语文课堂教学风格及其嬗变,有着一定的感性认识。2004年我来现在的杂志社后,也曾多次向他约稿,继续感受着他的教学理想、教学才华,以及教学风格的流变。
  
    郭初阳解读文本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文本推向纵深,将文本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和人文坐标中去进行观照、比较和凸显。解读郭初阳其人,我认为也可以借鉴他的这种解读方法。囿于篇幅方面的原因,我不准备将郭初阳的课堂教学放置到一个宏大的时代大背景中去显影,只想结合孕育郭初阳教学理想和教学才华的三个精神家园——杭州师范学院、杭州市翠苑中学和杭州外国语学校,对郭初阳成长的轨迹,进行一个简单而粗略的梳理。
  
    郭初阳1996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分配至杭州市翠苑中学任教,2003年因为教学业绩显著,调入杭州外国语学校,任教于该校初中部(英特外国语学校),2006年9月开始任教于该校高中部。解读郭初阳,我们无法避开杭州师范学院、杭州市翠苑中学和杭州外国语学校这三块催生郭初阳这株教坛奇葩的智慧母土。
  
    郭初阳就读的杭州师范学院,坐落于杭州市文一路222号。当是时也,杭州市文一路、文二路和文三路区块,是杭州市有名的“文教区”。这里名校林立,大学如云,书肆麋集:就大学而言,有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学院、中国计量学院、浙江省委党校、杭州电子工程学院、浙江理工大学、浙江教育学院、杭州幼儿师范学院等;就中学而言,有学军中学、杭州外国语学校、杭州市第十三中学、文澜中学、翠苑中学等;就小学而言,有学军小学、文一街小学、文三街小学、翠苑二小等;就书店而言,有枫林晚书店、文史书店、三联书店、文渊书店、席殊书屋、浙江图书大厦、杭州文化商城等,此外,还有文一路上一长溜的旧书摊。
  
    作为一所培养人民教师的“摇篮”,创建于1978年的杭州师范学院,多年来为社会特别是为浙江省各地输送了大批优秀教育人才。原杭州高级中学语文教师、现任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初中语文教研员的蔡少军,现任绍兴市稽山中学语文教师的蔡朝阳,以及本文主人公郭初阳,便是杭州师范学院培养出来的三名令母校引以为豪的青年教育俊彦。我有一次曾同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高中语文教研员、省中语会秘书长、特级教师胡勤老师提起,如果要编辑一本《浙江省当代语文教育十才子》之类的书的话,杭州师范学院培养出来的学子恐怕至少要占到三席(蔡少军、郭初阳、蔡朝阳必列其中)。
  
    学术渊厚、人文荟萃的“文教区”,为郭初阳的学养育成提供了一块肥沃的土壤。1992年,郭初阳考入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在经历了一个极为短暂的青春的迷茫期之后,迅速从阅读中找到了实现自我救赎的门径。他像一个疯狂的知识的赌徒,把自己所有的课余时间和精力,连同囊中那实在算不上太多的金钱,一起押上了一种叫做“书”或“书柜”的赌桌,炯炯目光,直指书架上那些思想高蹈、智慧高迈、品位高峻的文本,而对一切平庸的著述不屑一顾。他高视阔步于书籍的丛林之中,上万册的优秀图书进驻于他的大脑,使他原本就很宽阔的前额变得更加饱满而闪光。他的“名言”——“我喜欢一个城市的程度,与这个城市里面好书店的个数成正比”,业已成为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读书界口口相传的一句流行语。在这些杰出的人类思想和智慧的哺育下,郭初阳迅速成长为一个学者型青年才俊。
  
    1996年,郭初阳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分配至杭州市西湖区的杭州市翠苑中学任教初中语文。熟悉杭州市语文教学情况的人士都知道,西湖区是杭州市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镇”,为杭州市中学语文教学界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领军性人才。现活跃于杭州市乃至浙江省中学语文教坛的俊彦们,大多来自于西湖区,如现任杭州市教育局教研室语文教研员、省特级教师方顺荣,西湖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省特级教师王曜君,西湖区教师进修学校中学语文教研员李胜建,江干区教师进修学校中学语文教研员章新其,杭州市第十三中学教育集团本部语文教师、作家徐社东,翠苑中学副校长何滨、保俶塔实验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张英飞,杭州市第十五中学语文教研组长陈国群、袁浦中学语文教师徐中华,等等。
  
    而翠苑中学,又是西湖区中学语文教学的“重镇”,方顺荣、王曜君二位杭州市语文教学名师就出自于该校,章新其老师于2004年从该校调出,何滨老师至今仍在该校留守。重视语文教学科研一直是翠苑中学的传统,上个世纪90年代西湖区和杭州市教研室组织开展的语文教学观摩活动,大多放在翠苑中学举行。胸藏万卷的文化底蕴,际遇了这样一个研究氛围浓郁的教学场,再加上有了方顺荣、王曜君这些名师的悉心指点,郭初阳的课堂教学艺术想不取得长足的进步也难。我最早认识郭初阳,是1996年10月他在翠苑中学上的一堂公开课上。那是初出茅庐的郭初阳的公开课处女秀,讲授的内容是浙教版教材中的《诗二首》(艾青《我爱这土地》和郭沫若《炉中煤》)。这堂课可能郭初阳自己已不一定记得了,但我却记忆犹新,它的最大的成功点就在于将两首诗打通,进行互文性比较阅读,中间用一颗大大的写有“爱”字的红心(粘纸),将两边的板书缀连在一起。两首诗郭初阳只用了一个课时就解决掉了。尽管这堂课与他近两年上的公开课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在后来的课堂教学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艺术和风格上的基本要素,例如比照解读法等等,已初露端倪。
  
    2003年,郭初阳被调入杭州外国语学校(这时的杭外已由市区的学院路搬迁至郊区的小和山)。作为浙江省教育厅唯一一所直属中学、浙江省首批省级特色中学、省一级重点中学、被教育部认定享受20%高校保送生资格的全国13所外国语学校之一的杭州外国语学校,其生源的优秀,令同行们钦羡。该校初中部未向全省开放招生之前,杭州市每所小学只能分配到一到两个杭外推荐生的名额,还不能保证一定录取;面向全省招生后,竞争就更加激烈了。该校高中部生源原由本校初中部学生直升,近年面向社会开放招生,录取分数线一直位居杭州市8所省一级重点高中之首。能进入这样一所高素质的学校任教,对郭初阳来说,应该是觅得了一所更适合施展教学才华、实现教学理想的绝佳舞台。
  
    怎样才能比较直观地说明杭外学生的语文素质呢?我这里提供一份杭外学生文学社团——“西溪文学社”所编刊物《阅读》所涉猎到的作家、诗人和思想家的名单,看看他们这所学校的孩子现在都在看些什么:余华、李慎之、乔治·奥威尔、米兰·昆德拉、王实味、以赛亚·伯林、朱学勤、林贤治、谢泳、顾准、帕索里尼、王芸生、储安平、史量才、海子、刘小枫、王怡、茨威格、安东尼·伯吉斯、博尔赫斯、萨拉马戈……这些名字,不要说其他学校的中学生,哪怕是那些现在正在高等院校中文系读书的大学生们,也未必全部知道,更不用说全部看过他们的作品了。涉猎既是如此之广、之高、之深、之精,笔底生花对于他们来说也就不是什么神话了。我曾看过他们寄来的《西溪》社刊,我们编辑部也经常收到他们的来稿,并发表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其创作手法之娴熟,与某些早已成名的作家相比,丝毫也不会逊色(惜乎篇幅限制,不能列出例证)。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强调杭外学生语文素质之高,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杭外居,大不易!”教师手中要是没有几把真刷子,怎能镇得住这些上天入地的“美猴王”!令人钦佩的是,郭初阳,还有因种种原因已经离开了杭外的范美忠,以及其他几位老师,不仅凭着自己“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敏锐的思想和完善的知识结构”(范美忠语)镇住了这些学生,而且使自己的语文课堂成为他们集体的“狂欢”(郭初阳语),从而在学生的口中树立起一座座美誉的碑石,借助他们的宣传,将自己和杭外的名声,流播到社会大众之中,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加盟杭外,于郭初阳而言,无疑又迎来了一个向着更高的山峰登顶的契机。“对手”(学生)如狮似虎般厉害,对于一个有出息的教师来说,其实更是一件好事。要避免葬身于猛狮烈虎之口,唯有比它们跑得更快,将它们远远地甩在身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初阳又获得了一股为人生助燃的外部动力。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郭初阳飘挂在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悬崖下,继续向上奋力登攀的身影——2003年获浙江省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2005年获全国中小学“个性杯”语文课堂教学大赛特等奖第一名,就是他跃上的两个巨大的石级;这一时期,我们也目睹了他与干干(干国祥)、铁皮鼓(魏智渊)、刘支书助理(魏勇)、范美忠、阿啃(蔡朝阳)等一大批中国语文教学的探索者们网上论剑的矫健身姿,听到了他与摩罗(万松生)、傅国涌、余世存、林贤治等著名学者、作家对话的喁喁私语声……
  
    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他把一种全新的文本解读的方法带入了语文课堂。把单一的作品置放于作家的整体创作体系中,置放于作家作品赖于诞生的历史时代背景中,置放于一个互为关联、互为映衬、互为对照的文本群而形成的更为广阔的人文坐标中,通过互文性多元观照、比较和呈现,对文本进行深度阐释,这是郭初阳课堂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当然并不是郭初阳的发明,然而郭初阳却使它从课程理论的天堂下凡到了教学实践的地面,从文学批评的殿堂走进了语文课堂。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长期以来,在语文课堂中,盛行着一种就文解文的做法,语文教师的任务就是像解剖尸体一样,把一篇完整的作品“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地肢解成一块块,教给学生就万事大吉了。教师完全成了一个“产品解说员”,而不是一个边走边不断讲述故事、传说,不断给游客创造幻境、领入胜境的“景区导游员”。如果以体育运动来比喻当下的语文课堂,来比喻语文教师对教材的处理,那么绝大多数语文教师上语文课其实就是在领着学生转“呼啦圈”——尽管有的还可能转得呼呼生风,却始终钻不出教材这个圈子。郭初阳的课堂却不是如此,他是在领着学生跳高和跳远。对于郭初阳来说,教材永远只是一块帮助学生思维起跳的跳板——跳板的天职,就在于帮助起跳者到达更高更远的目标。叶圣陶先生所言“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在郭初阳的课堂上,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和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人把郭初阳归为晏阳初、叶圣陶一派,尽管有点儿拔高,却也大体名至实归。
  
    莫泊桑的《项链》,几十年来我国的语文课堂一直把它解读成“一篇关于虚荣的小说”。然而郭初阳却在引领学生进行文本细读之后,导入莫泊桑本人的女性观和创作谈,将《项链》推置于作家思想和创作的整体背景中去显影;接着,又通过“原型上溯”,将这个故事叠影于欧洲“灰姑娘”故事的模式中去进行分析比较,并佐证以名家经典论断;之后,再引导学生将《项链》主人公玛蒂尔德的形象与电影《窈窕淑女》《奥黛丽·赫本》《流星花园》《曼哈顿女佣》四部电影的女主角和简·奥斯汀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沙白、夏绿蒂·勃朗特小说《简·爱》中的简·爱、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一一比照,最后对文本作出了“属于自己的、新鲜而卓越的阐释”(郭初阳语)——《项链》是“一篇关于独立对抗命运的女性小说”。
  
    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其次体现在他赋予了语文课堂以极高的文化品位。“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P1427)。语文课堂的品位提升之路,要跨越三个显著的台阶,即“文章”、“文学”、“文化”。长期以来,中国的语文课堂一直在“文章”这个最低级的台阶上徘徊,偶有一些探索者的脚步踏上了“文学”这个中级台阶。“文化”被生生地从语文课堂中剥离,语文教学成了“多、慢、差、费”的代名词,学生学了多年母语,语文素养却普遍惨不忍睹,以致于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发出“误尽苍生是语文”的悲怆的慨叹。
  
   郭初阳的课堂,却在为语文课堂的文化品位招魂。他带领学生从单一的文本中突围出来,站上文化的制高点,对文本进行全景式鸟瞰;将文化观照引入文本解读,让文化弥漫于语文课堂,让文本溶解在文化中,不断生成和丰富文本的文化内涵,以帮助学生建构自己的文化家园,使语文课堂的生成羽化为人的整体生成,从而最终实现对学生文化人格的塑造。郭初阳这种勇于“为语文课堂重新立法”(蔡朝阳语)的做法,显然具有一种先锋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初阳无疑是个异数。
  
    《愚公移山》是篇经典寓言,传统的语文课堂,多从虚词、实词、特殊句式、词类活用、通假字、寓言的特点等这一文章的层面,对文本进行解读。郭初阳的课堂则大异其趣,他先是领着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勾玄提要,进行思维的预热,探究出文本作为一个隐喻,包含着励志故事的普遍特征;接着引导学生将《愚公移山》与同类文本——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作比照,指出《愚公移山》与《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异同点,彰显愚公神话特有的异质;之后,又进一步将“愚公移山”的故事放置到农业时代中国人吃苦耐劳的传统精神、中国传统的生殖观、中国人的成败观、老人崇拜、家长制度与家长权威、中国古代圣贤对“诚”的有关论述等所交织成的文化大场境中,探究这一故事之所以产生并且经久不衰的深刻历史文化原因和文化内涵;最后播出采访DV,借两位年轻外教对“愚公移山”故事的评价,揭示出东西方文化特质的差异。短短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就让学生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观今溯古,比照中外,审视中国文化,破译寓言密码的“文化之旅”。
  
    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更体现在他将一种可贵的批判精神带进了语文课堂。批判精神,历来是人类一切创造行为的出发点和原动力,也是民族创新力的集中表征。长期以来,我国的语文课堂盛行着一种“文本拜物教”,文本的阴影遮蔽着课堂,教师成了文本的“顺民”,对着文本顶礼膜拜,不敢越雷池一步,翻译文本成为语文课堂的唯一使命。更有甚者,一些披着华丽文字外衣的亚健康甚至病态的文本,由于编辑者的奴性心理或文化品格的缺失而潜入了教材,然而由于我们的教师缺乏批判的自觉和眼光,发现不了,任其向着青少年纯洁的心地悄悄流播思想的毒素。批判精神既然已被逐出课堂,一批批思想的懒汉、文本的奴才和创造力的侏儒被源源不断地从学校制造出来也就不足为奇。
  
    《珍珠鸟》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散文名篇,立意为“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世界”,文字明丽而温暖,被选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初中语文课本。这篇文章不仅文字优美,而且主题健康,契合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应该说是一篇非常不错的课文——绝大多数初中语文教师正是这样解读的。然而在教学中,郭初阳的弟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把文章放置于一个由马筱敏的《鸟儿的理想主义》(抒发对“鸟儿的理想主义”的敬意)、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拍摄的影片《群鸟》(反思鸟群对人类展开的报复性攻击)、黄永玉的《飞来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表达对自己想囚禁金丝雀的反思与忏悔)和鲍尔吉·原野的《啄露而歌》(歌颂鸟儿灵异的神性)所构成的文本群中去比照,发现作者笔下温情脉脉的“信赖”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种“欣赏囚禁”的残酷和血腥:《珍珠鸟》事实上阐发的是一个双重悲剧——小鸟被囚而不自知,反以为安全;人作恶而不自知,反而欣赏把玩。于是他们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珍珠鸟》一文,“实在是研究中国作家自由缺失的下意识表现的最好案例”(郭初阳语)。
  
    郭初阳就是这样:他常常在自己的课堂中,一步步带领学生去“颠覆”课文,把课堂变成一场思想的历险。他的课堂,是对传统语文课堂的强有力的“爆破”。他以一种批判性的审视的目光,重新为语文教学找回了尊严——思想的尊严!他把传统语文课堂中那种被动的接受,变为了一种主动、惊险而有趣的发现和创造。他的目标,是要让学生成为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而不是背后拖着一根大辫子的“大清国子民”。有人用“叛逆”来形容郭初阳的课堂,真是一语中的。郭初阳的“叛逆”,还表现在他的狂狷上,他曾说过自己从来不看教育类期刊,他认为一切《中学生作文选》都没有流传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倒是有点类似于那位钱锺书先生,钱先生年轻时“横扫清华图书馆”之后,从此拒看一切人的著作,却写出了一部部泰山北斗之作。
  
    对郭初阳课堂的诟病,集中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一、预设性过强,通常是教师在备课时自己形成了一个具有警醒和反思价值的深刻思想,授课时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拽着学生往这个思想靠,不把自己的思想贩卖给学生决不罢休;二、对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不够,很多时候教师急于抛出结论,提供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严重不足,教师的灌输常常取代了学生的思考,没有体现新课程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三、信息量过大,节奏过快,只适合于杭外这样素质高的学生,普通学校的学生根本接受不了,并不具有普适性;四、他的课堂建筑在渊博的学识之上,普通老师迫于应试和生存的压力,根本没有时间像他一样看那么多的书,查阅那么多的资料;五、他对文本的解读常常“反文本”,与应试的命题原则根本悖逆,学生在考试时一定要吃大亏;六、没有一个像杭外一样的宽松的教学环境,跟应试别着来,就是自己想这样干学校也决不会允许。一言以蔽之,就是这样九个字——“搞错了、很难搞、搞不得。”
  
    公正地说,以上对郭初阳课堂的批评以及对于严峻现实的感叹决非空穴来风。郭初阳的课堂,确实存在着预设性过强和对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尊重不够等诸多不足。然而,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没有谁的课堂能做到尽善尽美。相比于郭初阳课堂的“革命性”贡献而言,这些不足,都显得非常次要。而且,他的这样欠缺之处,是在“公开课”这样一种特殊的场境下才被催生、被凸现并被放大的。因为是“公开课”,所以势必要考虑课时进度,势必要照顾到“课堂的气氛敏感”和“课堂的场效应与剧场效应”(郭初阳语)——这是“公开课”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在课时安排可以相对宽松的日常教学中,这些缺点都是不难克服的。局部的缺失并不能否定整体的巨大价值。至于有教师以仅凭个人之力难于改变现实为由,欲放弃改变自己、提升课堂文化品位的努力,我认为并不是一种可取的做法。
  
    郭初阳课堂的意义,首先在于他为教师的才、学、识树立了一个标杆。语文教师才、学、识的高度,既是语文课堂取得高效优质的教学成果的前提条件,又代表着语文课堂的文化高度。郭初阳说:“教师只有成为学者,或者至少在往学者的方向行进,才、学、识三方面都具备,才能营造好的课堂。”他的学者型课堂,对普通教师的学识储备提出了一种挑战,形成了一种“威压”。在这一榜样和镜子面前,任何遁词都是苍白无力的。郭初阳课堂的意义,其次在于他为语文课堂开辟了一条新路,给广大语文教师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借鉴。郭初阳的探索,目前当然还谈不上代表了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他也没有充当“方向”的义务和野心,但它却在真真切切地昭示我们:好的语文课堂应该是一种“思想的课堂”、“文化的课堂”。第三,郭初阳以他自己受到所有学生欢迎的语文课堂告诉我们:语文课堂成为一种师生共同的“幸福乐园”时代的到来,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诚如郭初阳的同学蔡朝阳所言,要真切地领略郭初阳课堂的精彩,唯有深入他的教室,亲眼看一看他上课。用“享受”一词来评价郭初阳的课堂,显然是不够的,是过于简单的。对于一般的老师来说,能从听课者口中收获到“享受”这个赞誉词,无疑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因为这证明了自己课堂的成功;如果郭初阳仅仅满足于这一点,那他就不是郭初阳了。郭初阳的课堂,是一种高度紧张中的新奇历险,一种新奇历险中的意外惊喜,一种意外惊喜后的深刻启迪,一种深刻启迪后的满载而归,一种满载而归后的志得意满,一种志得意满后的深深陶醉。能够认识郭初阳是一种幸运,能够与郭初阳同事更是一种幸运,能够做郭初阳的学生则是一种幸运中的幸运。
  
    当大多数中学语文教师在应试的五指山下匍匐挣扎的时候,我却欣喜地看到,郭初阳正背离应试的五指山而去,走向一座思想和文化的金字塔……
  
    神说,要有光,于是天地间便有了光。
    郭初阳当然不是神。但他的语文课堂,具有一种神性光辉——
  一种思想的光辉!文化的光辉!
  
     (2007年1月24日于杭州)
  涂国文博客:http://blog.sina.com.cn/m/tuguowen
查看最新内容 浏览:897 发表:2007-6-24 22:45:20 回复:2007-6-24 22: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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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文评郭初阳新书:文学教育的一道初阳

文学教育的一道初阳


——也评《言说抵抗沉默》并与骆驼刺先生商榷


文:王尚文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3月


  1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郭初阳的课堂抓住了语文的实质》一文吸引了我,快读一过,立刻抓起电话询问附近“枫林晚”书店有无《言说抵抗沉默:郭初阳课堂实录》,书店老板立刻将书送上门。几天来,我都因郭初阳沉浸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之中:这分明是语文课程文学教育的一道初阳,清新,绚丽,壮美!读了他的书,我有话要说;读了有关评论,更有不能已于言者。


  张志公先生提出:“文学是人学,文学以灌注情感和意蕴的形象来建构整体性的人的生活世界,这是一种富于人文情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的生活世界。因此,文学教学在使学生了解并感悟历史和现实的人文情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方面具有为其它学科教学所无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强调以文学教学为代表的人文教育的功能和意义,这是因为‘人文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深刻的需要。它赋予社会、世界以方向、目的和意义’。”


  我总觉得,文学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在一个国家教育中的地位,其实就是“人”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在一个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的折射。在一段曲折路之后,文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终于在新世纪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这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中得到确认。前者可见语文课程担负着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两项任务。后者则在强调“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课程目标的同时,也肯定了“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作品,受到高尚情操和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一文学教育目标。我曾经著文论述语文课程是语言(汉语)教育和文学教育的复合这一观点。而语文教学的现状比较令人担忧,正如王荣生先生指出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相当棘手:一方面,语文课程内容的研制严重落后甚至空缺(不知道该教什么),另一方面,课堂里的语文教学内容随意性过大(不知道在教什么)。”语文课简直成一趟“浑水”。其根子一言以蔽之:不少语文教师缺乏自觉的明确的语言(汉语)教育意识和文学教育意识,因此只能上成“两不像”的混沌语文课。让人深感忧虑!


  我以为,当务之急是要树立语文课程的“复合”意识,把语文课上成汉语课和文学课,以提高学生的汉语素养和文学素养为宗旨。总之,汉语教育和文学教育不能在“混同”“兼顾”中“双损”“双亏”,更不能“混沌”“囫囵”中“双输”“双惨”。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郭初阳的这本书出版了!他给出了语文课程中成功进行文学教育的样本。郭初阳有明确的文学教育意识,《项链》一课,他第一句话就点出“今天学习一篇莫泊桑的小说”。他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成熟的教学艺术,总是在启发、引导学生如何阅读、评价一篇小说,在体验文本、品味意蕴、感悟作者等方面下足工夫。他和学生一起,把真善美还给了真善美。郭老师的书就是活的文学教育学,我由衷地为它喝彩!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郭老师这五堂文学课,却被不少认同者贴上“另类”的标签。细究起来,根子可能还是一个语文观的问题。我非常感谢骆驼刺先生的文章,让我读到这本好书,但我赞赏郭老师的理由却与他并不完全一致。他认为郭老师的课堂抓住了“语文的实质”:“真正的语文课,应该是所有功课的核心,它是起点,也是终点。语文课在本质上是提供思维方式的,是要解决一个人对宇宙人生根本看法的,它不光融汇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而且也为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和永久的滋养。……我之所以认为郭初阳的语文课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就在于他抓住了语言的脉搏,摸到了思维方式的门槛。”我却认为这样的语文课负载的内容过于沉重了,提出的要求高得有些离谱:语文课能“解决一个人对宇宙人生根本看法”吗?语文课是“所有功课”的核心吗?其它功课不都也在促进学生“思维方式的形成”吗?郭老师的课难道只是“摸到了思维方式的门槛”?我总觉得离开了文学教育来评价郭老师的课就不可能真正搔到痒处。我特别不能认同的是他的如下观点:“每一种新思想的出现都必然伴随着新的语言表述方式,单纯从文学的、人文的角度去理解语文,太狭隘、太肤浅了。”诚然,“每一种新思想的出现都必然伴随着新的语言表述方式”,但它们都应该进入语文课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语文课的内容吗?语文课肩负汉语教育和文学教育两项任务,从这个角度看,“单纯从文学的、人文的角度去理解语文”,确实是“狭隘”的片面的,但从文学的人文的角度去理解语文却未必“肤浅”,也有可能是非常深刻的,郭初阳的文学课就是一个例证。


  对于文学教育在培养人的学校教育中的功能,我们应有充分认识,埃德加·莫兰认为,文学是“人们与作为人类在他的宇宙中的自我反思”,如果“使文学为作为语言的媒介服务”,它就会与这种自我反思断绝联系,而“变为受制的和次要的”。因此他主张在学校教育中“应该恢复文学的完全的权能”。(见《复杂性性理论与教育问题》)文学课不是语文课的“另类”,而是其中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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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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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子安在:[原创]文青郭初阳

[转帖]王晓春老师评郭初阳《愚公移山》...

小狐:[原创]郭初阳的“反骨”

韵语阳春:做王荣生的拥趸郭初阳们的刺客

刘支书助理:说一说郭初阳和他的新书

吹灯:郭初阳第一本书《言说抵抗沉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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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07年5月30日下午,涂国文兄在绍兴稽山中学演讲,十分精彩。此文乃涂兄演讲稿,发在天涯社区,被社区首页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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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悲悯流淌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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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我来过多次。每次一踏上绍兴这块土地,我都会肃然起敬。绍兴,是块不容轻慢的土地。无论是谁,无论他过去有多傲慢,当他面对绍兴这块土地的时候,他都得低下自己高昂的头颅。我一直在想,绍兴到底是块怎样的土地?为什么在这块土地上,能够诞生这么多思想、文化、教育、科学和政治巨人?上次傅国涌老师来你们学校作演讲的题目是《从绍兴出发寻找中国现代之路》;这次我来绍兴,也在寻找——寻找绍兴名人辈出的答案。从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一心奉公中,从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生使命中,从鲁迅先生“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的伟大担当中,从秋瑾女士“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碧血丹心中,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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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都是因为绍兴是块悲悯的土地!正是因为一种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对人间苦难的大关怀和大悲悯在绍兴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流淌成河,才孕育出了陆游、徐渭、蔡元培、鲁迅、秋瑾等无数绍兴骄子。或者,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正是因为陆游、徐渭、蔡元培、鲁迅、秋瑾等无数绍兴骄子心中怀有一种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对人间苦难的大关怀和大悲悯,才成就了他们的人生事业,并且得于流芳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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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绍兴,整个浙江,我认为都是一块悲悯大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一脍炙人口的诗句,就出自于金华籍现代著名诗人艾青先生《我爱这土地》的诗篇中;出生于杭州、成长于海盐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兄弟》等小说,处处洋溢着对人世苦难的悲悯与关怀,折射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出生于乐清,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命运史的著名青年学者傅国涌老师,“平静的史家调子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评论家李静语),这种“焦灼与隐痛”,我理解同样是一种对民族命运和人间苦难的大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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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看过一则关于杭州西湖的传说:“五代十国”时期,有风水师向吴越国最后一个国君钱俶进谏,说西湖的存在,破坏了吴越国的风水,建议钱王下令填平西湖,以保基业千秋万代。钱俶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说,如果西湖真的危及吴越基业的话,那么我情愿选择留下西湖,福泽百姓。正是这位钱王,后来在北宋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不速纳土,祸且至”的危急关头,最终决定“保族全民”,将“三千里锦绣山川”和十一万带甲将士,悉数献纳给中央政权,避免了杭州遭受生灵涂炭的兵燹之灾,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强盛的割据王国与中央政权的和平统一,被史家称为“伟大的投降者”。从钱王的拒填西湖,到以吴越苍生为念献土保民,我看出了他对境内臣民的一种可贵的怜惜和悲悯之心。我想,这大概也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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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春天,我们收到山西省河曲沙畔学校初一年级学生杨丽峰同学的来稿,这是一首长达74行的诗歌,题目是——《“民工”:一个悲伤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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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下这个词汇:很心酸/说出这个称呼:很悲伤/这个词汇早被定性为弱势群体的一分子/这个称呼让他们成为社会最底层的“杰出代表”/“民工”在词典里解释为用体力换取报酬的群体/在我的思维中民工是农民与工人的杂交产物/他们从事城市中体力超支报酬无期的工作/他们不像农民可以春播秋收
/他们也不像工人可以享受八小时工作制/他们是市场经济下的私生子
  “我所见到的民工/一脸憨厚嘴里叼着廉价香烟/手指的伤口处缠着胶布/衣冠不整行色匆匆地行走/或者茫然伫立在陌生的街口/他们没有文凭、上岗证、资格证/他们只有唯一的本钱:力气/在这个词汇中,我不止一次看到/受伤的指头、残缺的身体、失重的生命/在这个称呼里,我真切地品味出/自卑、懦弱、疼痛、孤独、忧伤、绝望、无助/这些带有悲剧色彩的形容词/在这个词汇中,永远充满悲伤的含义/在这个称呼里,血、汗、泪在里面交叉,重叠/化学反应出无助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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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家/却远离了家/孤独地漂泊在陌生而冷漠的城市/数不清的砂石、水泥、砖头/和数不清的汗水、泪水、鲜血/为城市建起数不清的温馨、明亮、宽敞的新居/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根火柴头大的蜗居/“民工”是一个代名词,其中包括:/一滴鲜血、两串泪珠、三宿失眠、四天失眠、五句恐吓、六次打骂/他们更懂得咀嚼酸、痛、累以及风雨/他们是我这支拙笔下的二十一世纪的“包身工”/他们尊重法律/可法律未必尊重他们/他们充满诚信/可诚信换回的总是陷阱/一声微弱的叹息/已深入骨髓/“民工”这个词汇充满心酸/更带有悲伤的况味/温总理为民工讨要工钱/这是熊德明之福气/这是民工之悲哀/这说明民工为讨要工钱之难/现在仍在这个词汇中行走的人们/我认为是最伟大的人、最坚强的人、最执着的人/现在仍在这个称呼里站立的人们/我认为是最无奈的人、最被动的人、最可怜的人

 “我用笨拙的笔/写下这首卑微的诗歌/瘦小的笔尖/就像孤独的蜡烛/烛照白天的痛楚、夜晚的乡愁/“民工”,就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职业/“民工”,就像一株质朴的乡下植物/在这个年代/诚信与人格贬值/我们需要的是良知、良知还是良知/我们需要的是维护民工权利的正义之剑
  “再次写下“民工”这个词汇/我,热泪涔涔/再次说出“民工”这个称呼/我,苦多乐少的兄弟/深入人心的/是那些无助绝望的眼神/每时每刻/都在惊颤我们/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我们自己身上/本应发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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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首诗歌,我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尽管诗歌在诗艺上尚显稚嫩,且不无偏激之处,但其愀怆、炽热的诗情,以及小作者对社会底层群体生存状态的倾情关注和博大的怜悯之心,无疑在我心灵引发了深深的共鸣。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具有如此忧愤深广的悲悯情怀,实在令人感佩!这首诗无疑给当前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具有解读、思考和警醒价值的并不幼稚的生动文本。在当下的中小学教育中,特别是在语文教育和写作教学中,我认为最应该唤醒的就是这种对全人类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体恤情怀和悲悯意识。悲悯情怀是一种人类相互温暖、相互拯救、赖于生存和延续下去的基本情感和底线道德。一个从小具有悲悯情怀的人,长大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在“丛林法则”中拼得你死我活的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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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教育比做一个完整的人的话,那么知识和能力是下半截,情感和世界观便是上半截。只有上下半截有机地衔接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语文学科决不单单是一门技术性的学科,写作活动决不单单是一门技术性的思维活动,它们更是人类的一种情感学科和情感活动。而悲悯情怀,应该是决定语文学习和写作活动成败的一种主导性的、关键性的情感。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同学在身心发展、心智的形成,以及人生观、世界观的成熟度和学习的主要任务和使命方面,不尽相同,也应该有所不同。我认为,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小学和初中阶段,应该学会眼睛向上,多看看天上的阳光和彩虹,多感受感受生活的温暖和希望,用人世的温暖为自己的人生垫底,这样,当他长大后,他才不太容易对生活产生绝望;而到了高中阶段,则要学会眼睛向下,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自己去看地底下”,多看看人世的苦难,用人世的苦难擦亮自己的眼睛,用人世的苦难点亮自己思想的火炬,用人世的苦难壮阔自己的人生阅历,用人世的苦难培育心中的大关怀和大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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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情怀,是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种赤子之心、一种普世之爱、一种佛陀或基督情怀。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人性的人,一个大写的人,必定具有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具有一颗对全人类终极关怀的心灵。心中有大关怀、大悲悯,人生方有大境界、大成功!心中有大关怀、大悲悯,笔下方有大作品、大感动!悲悯之心,特别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悲悯之心,是人类最珍贵的道德良知和情感流露,是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也是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征服读者的秘诀。英国著名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曾经这样表明过自己的心迹:“吾生三愿,纯朴却激越:一曰渴望爱情,二曰求索知识,三曰悲悯吾类之无尽苦难。此三愿,如疾风,迫吾无助飘零于苦水深海之上,直达绝望之彼岸。”深沉、崇高、博大的悲悯情怀,是作家、艺术家等一切人类的优秀之子用心灵抒写的超越了人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普遍关注人性和人类生存状况的人道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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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具有一种深厚的悲悯传统。法国著名文豪雨果曾经说过,只要十九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伟大的雨果正是因为具有一种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始终关注现实,把自己关切而深情的目光,投向“悲惨世界”中的悲惨人生,投向广大被损害、被侮辱、被压迫、被奴役的底层大众,表现他们的善良、辛酸与挣扎,他的作品,才拥有了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才征服了世界各地的读者,才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穿越莎士比亚、奥尼尔等戏剧大师的作品,穿越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泰戈尔的《飞鸟集》等小说和诗歌;穿越契诃夫对弱小人物的深刻同情与哀惋,穿越卡夫卡对现代人灵魂异化的抒写和揭示;穿越表现命运无常的日本古典巨著《源氏物语》,穿越展现阿富汗整个民族灾难的《追风筝的人》;穿越左拉、萨特、加缪、奥威尔、萨义德、索尔仁尼琴等一切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作品和思想,在世界文学史的时空中,留下了不绝如缕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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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情怀是一盏照耀黑暗大地与人间苦难的明灯。2007年1月26日,被尊为“法国的良心”和“善的化身”的94岁的阿贝·皮埃尔神父,在巴黎圣母院接受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最后的哀别。这位令人敬仰的老人,终其一生,都在为穷人奔走呼号,把自己毕生的心血献给了为穷人争取权益的事业。他的生活信条只有一个:唤醒社会良知,为穷人、为流浪汉、为被剥夺和被损害者寻求福利和救济。这位伟大的老人,把他心中对底层人民的深深挚爱,把他对人间苦难的巨大悲悯,化做了一盏无比光明和温暖的神灯,让苦难者在黑暗中看见了星月,在寒风中感受到了阳光,在无助中握到了扶持的巨手,在绝望中谛听到了希望的脚步声。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圣雄”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一生致力于用悲悯之心怜恤民间疾苦、以光明之心照耀世道黑暗、以仁爱之心拯救阴暗人心、以和睦之心消弭种族矛盾、以舍身饲虎之心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谋求民族独立的事业。荣获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她的事业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单个人的尊重……最孤独的人、最悲惨的人、濒临死亡的人,都从她的手中接受到了不含施舍意味的同情,接受到了建立在对人的尊重之上的同情。”(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这些人类的圣者,莫不像俄罗斯文学中的勇士丹柯一样,高举着自己一颗悲悯的心,照亮苦难者在苦难的大地上匍匐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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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情怀也是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优秀作家、思想家们薪火相传的人文传统。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曹禺先生说“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这两句话是对悲悯情怀的最好诠释。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总是悲悯万物,博爱众生,“心事浩茫连广宇”,自觉地关注民生疾苦,直面惨淡人生,思考生命意义,呼唤人性尊严。特有的平民视角、强烈的人道主义、深重的忧患意识、深沉的拯救情怀,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在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热泪中,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吟唱中,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叹中,悲悯情怀地下河般潜流于历代优秀文艺作品和论章里,汩汩流淌至今,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情感力量,撼动着读者的心房。一切伟大的作家、思想家,探究他们登顶人生事业高峰的奥秘,莫不具有一颗博大的悲悯之心。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施耐庵的《水浒传》,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边城》;茅盾的《林家铺子》,老舍的《骆驼祥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华的《话着》……中国文学史中无数优秀作品,莫不体现出一种严肃而悲悯的“底层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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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拥有悲悯情怀的人,是一个自觉与民众为伍、与民众声气相通的人。青年学者林贤治先生在论及鲁迅时曾说,鲁迅“自始至终想到沉默的大多数”,“想到社会不合理的存在”,“自始至终对大众民生表现一种关怀和挚爱”,“对弱者和民族爱得那么深”,而“有闲阶级大抵沉迷在享受当中,他们会不会在冬天想到赤脚的没鞋穿的人,会不会想到工厂的打工者,我想大概不会”。正因为鲁迅先生对底层民众怀有一颗博爱和悲悯之心,自觉地将自己与苦难的人民捆绑在一起,所以,他才赢得了亿万民众的景仰,最终成为后人“无法继承和超越的传统”。(林贤治语)他的这种博大的悲悯情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在我们每一位读者心中,永远竖起了一根“良心的标杆”。当代著名学者、“赤子佛心”的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能敏感地发现那些最弱小的人,然后和他们站在一起”。(曹文轩语)钱先生说,我“永远站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民众、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做他们真诚的朋友”,“当我提起笔时,无法不听从这些无声的命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底层,只有底层,才是鲁迅和钱理群先生们真正挂怀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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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繁华,走向底层,回到真实的大地,深入生命的本源,这是一切悲悯者共同的行动纲领。“我的人民坐在水边,只剩下泪水、耻辱和仇恨……”天才诗人海子,眼含热泪,向我们这样诉说。让我们跟随伟大的海子,绕过虚假的繁华和浅薄的幸福,把目光投向大地上的苦难!投向城市那高高的脚手架和蒸笼般的窝棚,投向街头那一双双焦渴地等候雇主、眸子里希望的火花刹那燃起又瞬间寂灭的眼睛;投向西南或西北山区那一幢幢在风雨中飘摇、一贫如洗的破木屋,投向那光着脚丫、蹲在门前的石头上喝着稀粥的失学儿童;投向那无钱治病、躺在床上痛苦而无奈地呻吟着的老农,投向那因为贫穷而被拐卖的山区少女;投向那黑心矿主为了赚钱而修挖的简易而那幽暗的巷道,投向那因为“影响市容”而瓜果被城管狂砸乃至连人也遭殴打的进城小贩;投向那因讨要不到工资无法回家过年而攀上高高的烟囱欲寻短见的民工,投向那深夜下班路上没有行人而惨遭歹徒蹂躏的打工妹……并且,将目光投向那在应试教育的魔爪下痛苦挣扎的少年儿童,投向那孤寂的独守空房的“空巢老人”;投向那因家庭破碎而流落街头的浪子,投向那一批批拼杀在职场严重透支生命的“白领”或“蓝领”……当我们将关注的目光锁定这些人间苦难的时候,我们无法不在心中漾起一种浩瀚的忧伤和悲悯,我们无法不在心中漾起一种深切的同情和哀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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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大悲悯,本源于心中有大爱。一个心中有大关怀、大悲悯的人,是一个心灵丰富、灵魂高尚的人。对于中学生来说,悲悯情怀,决不单单是一种给予,它更是一种收获——不仅是一种心灵的收获,也是一种写作资源的收获。一切人世的苦难,都可以转化为滋养心灵的精神营养;同样,一切人世的苦难,也可以转化为宝贵的写作资源。林贤治先生说:“关怀和悲悯,对一个写作者很重要。”国学大师钱穆曾经指出,晚清的衰落,就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两位著名学人的话其实也是在昭告我们,在写作活动中,如果我们缺乏一种对人世苦难的悲悯情怀,那么我们的写作,也只会沦为一种没有灵魂的“纸上的”写作、一种“空心人”的写作——而这样的写作是不可能获得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的!悲悯情怀不仅仅是人生的一种大境界,同样也是写作的一种大境界。从现在起,让我们把悲悯作为我们生活和写作的行动和宣言,构建我们内心的神圣价值体系,关注民间疾苦,直面惨淡人生,做一个人民利益特别是底层人民利益的维护者,而不是一个可耻的践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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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悲悯流淌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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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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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2006:中国文学的四季歌》



                  作者:涂国文
  
  
  1976年,中华大地上自反“右”开始,历时整整二十个年头的特大文化浩劫随着林彪、江青集团的彻底垮台而宣告结束,春风起于青萍之末,冰封多年的中国政治和文化冻土开始消融,饱受东方专制主义扼杀的中国当代文学残枝着花,枯木逢春,至80年代中后期,迎来了一个长达十余年之久的繁荣时期。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甚嚣尘上以及意识形态的打压,从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开始,在金钱拜物教、政权拜物教和娱乐拜物教的合围下,中国当代文学的道德脊梁断折,当代文人的精神群体错乱,中国文学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样,在国人的一片哄笑声中,“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满手是泥”“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迅速淡出时代的视线,消失在肃杀的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到2006年底,尽管尚有少数优秀作家不时捧出他们的抗鼎之作,但就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来说,大师缺席、百丑跳梁、秽臭不堪、气息奄奄已是不争的事实。从1976年至2006年,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当代文学完整地走完了春、夏、秋、冬这样一个四季的轮回,演唱了一曲荣、盛、衰、枯的《四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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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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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到来绿满窗(1976-1986)
  
  1976年4月5日从天安门广场席卷而起的一场民间诗歌运动狂飙,掀动了长期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沉沉暮霭的一角,给万马齐喑的时代和文坛,放进了一缕曙光。希望的天使,扇动着春风和阳光的翅膀,翩然回到了暌违已久的人间。中国文学,率先从“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迎着料峭的春寒,萌芽、抽枝、吐蕾、启绽,最终织就一幅繁花似锦、落英缤纷的春景图。

  回望1976-1986新时期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夜空,可谓群星璀璨,皎皎生辉;潮流滚涌,异彩纷呈。

  小说创作独领风骚:这一时期,小说创作领域先后涌现出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轫、因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得名的“伤痕小说”(代表作家与作品有: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宗璞《我是谁》《弦上的梦》《三生石》、莫应丰《将军吟》、古华《芙蓉镇》、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中杰英《罗浮山血泪祭》、锦云《笨人王老大》、冯骥才《铺花的歧路》《啊!》、竹林《生活的路》、戴晴《盼》、叶辛《蹉跎岁月》、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邓友梅《话说陶然亭》等);以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为发轫之作的“反思小说”(代表作家与作品有: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李顺大造屋》、谌容《人到中年》、张贤亮《绿化树》《土牢情话》《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龙种》《河的子孙》《肖尔布拉克》《男人的风格》、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刘真《黑旗》、古华《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相思女子客店》、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张弦《记忆》、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韦君宜《洗礼》、陆文夫《小贩世家》、丁玲《在严寒的日子里》等);以王蒙《在伊犁》、韩少功《爸爸爸》为代表的“寻根小说”(代表作家与作品有:王蒙《在伊犁》、韩少功《爸爸爸》、刘心武《钟鼓楼》、冯骥才《三寸金莲》、邓友梅《那五》、阿城的《棋王》《孩子王》、王安忆《小鲍庄》、贾平凹《商州初录》、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遍地风流》、王蒙《活动变人形》《高原的风》、陆文夫《井》、林斤澜《矮凳桥传奇》,冯骥才《三寸金莲》、高晓声《觅》、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异乡异闻录》、莫言《红蝗》《筑路》《枯河》《秋千架》、李锐《厚土》《吕梁山风情》、铁凝《麦秸垛》、朱晓平《桑树坪纪事》、乌热尔图《七叉犄角的公鹿》、艾克拜尔•米吉提《瘸腿野马》、江浩的《盐柱》、扎西达娃《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以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和王亚平《神圣的使命》为代表的“大墙小说”;以王蒙《夜的眼》《蝴蝶》《布礼》《春之声》、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意识流小说”;以残雪《山上的小屋》为代表的“荒诞小说”;以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改革小说”(代表作家与作品有: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柯仁路《新星》《三千万》、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包产》、路遥《平凡的世界》、张锲《改革者》、水运宪《祸起萧墙》、李国文《花园街五号》、矫健《老人仓》、王润滋《鲁班的子孙》、张炜《秋天的愤怒》《古船》、贾平凹《浮躁》《腊月正月》、苏叔阳《故土》、何士光《乡场上》、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路遥《人生》等);以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代表的“知青小说”(代表作家有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韩少功《飞过蓝天》《萱草的眼泪》、张承志《北方的河》、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孔捷生《南方的岸》《大林莽》、郑义《枫》、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甘铁生《聚会》、张蔓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陈村《我曾经在这里生活》、懿翎《十三界》、晓剑《世界》《青春梦幻曲》、陆星儿《达紫香悄悄的开了》、叶辛《蹉跎岁月》《孽债》、阿城《树王》、张抗抗《隐形伴侣》《爱的权利》、竹林《生活的路》、陆天明《桑拿高地的太阳》、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老鬼《血色黄昏》、乔雪竹《寻麻崖》、彭瑞高《贼船》以及张炜、柯云路、李锐、肖复兴、李晓和王明浩等人的系列小说);以姚雪银《李自成》为代表的“历史小说”;以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为代表的“军旅小说”;等等。在这十年的小说创作中,魏巍的《东方》、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刘心武的《钟鼓楼》、李凖的《黄河东流去》(上,下)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新的诗群崛起诗坛: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复苏滥觞于天安门广场民间诗歌激情与良知的爆发,长时间运行于高压之下的“地火”在新时期第一缕曙光的牵逗下,终于冲破了地幔与地壳的重重封锁,制造了一场壮丽的喷薄,那冲天而起的沸腾的岩浆,礼花一样蹿升和抛洒在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皇天厚土之间,将中国当代文学审美的夜空,装点得无比绚烂夺目。而在这火树银花的文学不夜天中,崛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群,无疑是一簇升腾得最高、抛洒得最远、燃烧得最为璀璨的礼花。

  新时期的“朦胧诗”直接渊源于诗人食指(郭路生)60年代的诗歌创作(食指的代表作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海洋三步曲》《鱼儿三部曲》等),得名于诗人章明1980年8月发表在《诗刊》上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它是一个荒谬的时代在一代觉醒的青年心灵上的投影和回声。十年浩劫结束后,以活跃于地下刊物《今天》杂志上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芒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诗人,带着他们具有强烈反省、反诘与反叛的思想特质,艺术视角和创作手法迥异于“文革”诗坛的作品(如北岛《回答》、舒婷《致橡树》《双桅船》《神女峰》、顾城《一代人》《弧线》《星星变奏曲》、江河《纪念碑》、杨炼《大雁塔》《诺日朗》、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多多《致太阳》、梁小斌《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王小妮《我感到了阳光》、廖亦武《大盆地》等),旋风般地由地下状态转入公开,狂潮一样荡涤着贫乏僵死的诗坛。锁闭已久的诗学领地和长期遮蔽的话语空间在这股新诗潮的撞击之下,訇然开启,现代意识的阳光流泻于中国诗人久已蒙蔽的心房,中国诗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坛,接受了自“五四”以来一次最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洗礼。新的美学原则在世人一片惊诧的目光和滔滔的毁誉声中崛起,“朦胧诗”由此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识。

  与此同时,一批在新中国诗坛上消失已久的中老年诗人重返诗坛,唱起了“归来的歌”。这些诗人主要包括五六十年代蒙受冤屈的艾青、公刘、辛笛、陈敬容、郑敏、未央、胡风、罗洛、绿原、牛汉、流沙河、白桦、林希等人,他们因艾青诗集《归来的歌》而被人们称为“归来诗人”。其代表作品有艾青的《失去的岁月》《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鱼化石》和流沙河的《归来》等,这些诗歌在80年代初也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此外,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的旗帜上,还招展着柯岩、李瑛、王石祥、雷抒雁、张学梦、骆耕野、李发模、熊召政等人的名字。
  
  其他样式全面繁荣:新时期十年,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一个各种文学样式全面繁荣的春天——

  剧本:这一时期,先后涌现出了苏叔阳《丹心谱》、宗福先《于无声处》、崔德志《报春花》、丁一三《陈毅出山》、白桦《曙光》、所云超《东进!东进!》、邵冲飞《报童》、甘肃省话剧团《西安事变》、赵寰、庞加兴《秋收霹雳》、赵国庆《救救她》、沙叶新《陈毅市长》、高行健《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著)《车站》《野人》、刘树纲《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锦云《狗儿爷涅槃》等话剧和魏明伦川剧《潘金莲》;梁信《从奴隶到将军》、李凖《吉鸿昌》、前涉《小花》、白桦《苦恋》、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合著《屋外有热流》等电影文学剧本。

  报告文学: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徐迟《歌德巴赫猜想》、刘宾雁《人妖之间》、柯岩《船长》、黄宗英《大雁情》、陈祖芬《祖国高于一切》、黄钢《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理由《扬眉剑出鞘》等黄钟大吕般的作品。

  散文:新时期十年也是散文的全面复苏和繁荣期。杨绛、宗璞、秦牧、黄秋耘、丁玲、张洁、唐敏、王英琦、铁凝、匡文留、冰心、臧克家、艾青、刘白羽、端木蕻良、冯骥才、严文井、刘绍棠、赵丽宏、素素、黄茵、黄爱东西、石娃、南妮、周小娅等老、中、青三代作家,向时代奉献出了一大批风格各异的优秀篇章。

  而巴金先生杀青于1986年的“讲真话的大书”——由150篇散文组成的《随想录》,无疑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颠峰,这部“在纸面上树立”的“‘文革’博物馆”,是新时期十年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良知全面觉醒和回归的最伟大的成果,也是一代中国作家与诗人们共同的心声,它为1976-198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做了一个光辉的总结。

  1976-1986这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反思的文学、呐喊的文学;也是激情的文学、奋进的文学;更是人生的文学、时代的文学。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绞杀东方愚昧、播种现代文明、启迪民众智慧、引领民众冲破“左”的思想藩篱的历史使命,成功地扮演了“现代文明播火者”和“民众思想启蒙者”的历史角色。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特点,鲜明地表征为对生命意义的拷问和追寻,鲜明地表征为人的生命尊严意识的觉醒。它与人民的心灵息息相通,与民族的命运血脉相连,因而它迅速走进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灵,成为时代的主风景。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与作家,在民众的心目中,获得了无比尊荣的地位,再一次演绎了中国文学的旷世传奇。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特别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天空中,还徘徊着“左”的“倒春寒”的凛凛寒气,还飘荡着“左”的雨丝云片,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流毒尚未肃清,多数作品开掘表浅、艺术粗砺,昙花一现,没能经受住时间的汰洗。然而,自文学诞生的第一天起,“文学”即“人学”就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和宿命,特别是在时代需要文学担当先驱者重任的时候,遵从时代之命,是它责无旁贷的天职,除此别无选择。鲜花的本分就是在春天尽情地绽放自己,其他的只好交给季节去裁定。新时期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果树园日后究竟盛产几何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曾为我们奉献了一个群芳争艳的春天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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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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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到来柳丝长(1986-1990)
  
  以巴金先生《随想录》系列散文的完稿为标志,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约1986年前后),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一个文化良知全面觉醒的新时期,作家、诗人们的生命意识和探索意识空前高涨,中国当代文学继续向着更高的艺术顶峰迈进:

  一、从中国当代文学所处的政治生态来看: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向纵深推进,“左”的思想藩篱被彻底推倒,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的钳制最大限度地得到解除,作家、诗人们的创作环境越来越宽松。

  二、“朦胧诗”的横空出世,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廓清了艺术审美和创作手法上的障碍,文学最终回归到生命本体、语言本体和文学本体。

  三、新时期前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精彩预演和全面繁荣,各种文学思潮的风起云涌,为1986-1990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四、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的通道,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涌入国门,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上述内因外因的合力作用下,特别是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嬗变:

  “先锋小说”——渊源于西方文学的“后现代主义”,师承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杜拉斯 、科塔萨尔、卡尔维诺、富恩特斯、普伊格、罗伯•格里耶、布托尔、 萨洛特、贝克特等,以马原《拉萨河女神》为发轫之作,代表作家与作品有马原《拉萨河女神》《虚构》、洪峰《生命之流》《奔丧》《瀚海》、余华《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古典爱情》、苏童《罂粟之家》、叶兆言《五月的黄昏》、残雪《黄泥街》、格非《褐色鸟群》《迷舟》、孙甘露《少女群像》、北村《谐振》《逃亡者说》《归乡者说》、王安忆《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等。

  “新历史小说”——渊源于西方文学的“新历史主义”,师承于福克纳、马尔克斯、略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等,代表作家与作品作品有莫言《红高粱》、苏童《妻妾成群》、叶兆言《夜泊秦淮》、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等。

  “风俗小说” ——渊源于东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从中可以觅见莫泊桑、契诃夫等大师的影子,代表作家与作品有:汪曾祺《大淖记事》《受戒》《异秉》《岁寒三友》《故里三陈》、邓友梅《那五》《烟壶》、陆文夫《美食家》《围墙》《小贩世家》《井》、刘绍棠《蒲柳人家》、冯骥才《神鞭》、林斤澜《矮櫈桥风情》等。

  “新写实小说”——渊源于西方文学的“存在主义”,师承于萨特、加缪、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代表作家与作品有: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方方《风景》《落日》、刘震云《塔铺》《一地鸡毛》、刘恒《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苍河白日梦》等。

  “女性主义小说”——渊源于西方文学的“女权主义”,师承于伍尔芙、波伏娃、杜拉斯等,代表作家与作品有: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陈染《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 无处告别》、徐坤《狗日的足球》《遭遇爱情》等。

  “新生代诗歌”——渊源于西方文学的“后现代主义”,师承于庞德、艾略特、威廉斯、安德雷•考德拉斯库、肯尼斯•科克、史蒂文斯等。1986年《诗歌报月刊》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中国当代“新生代”诗人群体集中公开亮相,“朦胧诗”时代结束。代表诗人有韩东、于坚、西川、丁当、陆忆敏、吕德安、周佑伦、蓝马、杨黎、尚仲敏、李亚伟等。

  “痞子文学”——“痞子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对“崇高”的消解与颠覆,作品中的“顽主”和“痞子”渊源于欧美20世纪20年代“迷惘的一代”、50年代“垮掉的一代”和60年代-70年代的“嬉皮士”。代表作家王朔,主要作品有《动物凶猛》《顽主》《一点正经没有》《谁比谁傻多少》《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看上去很美》等。
  
  文学备忘录:

  (一)港台文学热——自1981年琼瑶言情小说首次进入大陆之后,特别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琼瑶的言情小说,席慕蓉的诗歌,三毛、林清玄的散文,柏杨、李敖的杂文,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等港台文学热,一次次风靡整个中国大陆,成为20世纪中后期中国文化一道奇异的风景。

  (二)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88年,凌力《少年天子》,路遥《平凡的世界》,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刘白羽《第二个太阳》,霍达《穆斯林的葬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肖克《浴血罗霄》、徐兴亚《金瓯缺》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1986-1990期间的中国当代文学,乘新时期前十年文学创作的强劲势头,继续走高。这一时期中国广大作家、诗人们艺术探索钻掘之幽深、创作手法运用之娴熟、美学流派风貌之多样,均为新时期前十年所罕见。这是一个正在孕育大师却惜乎最终没能产生大师的时代。当然,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已开始出现严肃与反严肃的分野。之后,严肃一脉继续向着崇高前行,渐渐淡出时代的视线,消失在浩瀚无边的孤寂中;而反严肃一脉,则沿着脐下三寸滑行,与眼球和市场经济合谋,朝往欲望深处高歌猛进,文学渐渐演变为一场场“肉”的盛宴、“灵”的祭坛。80年代末,在意识形态、经济大潮和影视霸权“三军”联合围剿下,奔驰着的中国当代文学列车遽然拉动了刹车引擎,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而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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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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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到来叶儿黄(1990-2000)
 
  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陆板块,在市场经济狂潮的剧烈撞击下,发生大规模裂变。情色、血腥、快餐、搞笑类媚俗文学板块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曼舞,严肃类文学板块则黯然地从时代的前台退出,向着怀念和遗忘深处漂移……

  一、文学阵地全面沦陷。这一时期,纯文学刊物停刊的停刊(如《昆仑》《漓江》《小说》等),变脸的变脸(如《天津文学》改名为《青春阅读》、《湖南文学》该名为《母语》、《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百花洲》改成女性文学专刊,《文学世界》改成中学生杂志,《人民文学》《芙蓉》《钟山》等放弃“阳春白雪”,选择“雅俗共赏”),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家,也都半死不活地硬撑着(如《十月》《当代》《收获》《诗刊》《花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人民文学》等等)。据统计资料显示,这一时期中国近900家纯文学期刊,勉强可以度日的不到100家。

  二、文学操行全线失守。面对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和媒体霸权的大军压境、兵临城下,文人们的文学操行全线失守,作家们纷纷扔掉手中的武器,举起白旗,列队走进物质的俘虏群里,加入时代的狂欢。(1)精神产品商品化: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不再是它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市场占有的份额成为检验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2)创作思维市场化:与新时期前十五年不同,这一时期的中国作家们在创作时,大多左半脑思考文字,右半脑思考市场;(3)文学叙事“下半身化”:自1993年6月贾平凹出版《废都》之后,特别是在卫慧写作《上海宝贝》、棉棉写作《糖》之后,中国当代文坛“肉体叙事向丑陋一路狂奔”(朱大可语),文坛沦为“肉铺”;(4)严肃文学边缘化。这一时期,尽管巴老《随想录》系列散文已结集出版,但他所倡导的“找回失落的良知”在获得社会和文坛短暂的回应之后又迅速被摈弃。严肃文学无人喝彩,为“良知”而写作的严肃作家们的生存状态越来越恶化,靠严肃写作过活已成缥缈的神话。“良知”一词,此时更多的只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

  三、文人精神全面崩溃。时代夺走了那些高尚者们手中的宝剑和心空中的太阳,扔给他们的是无边的虚无和黑暗。一些人崩溃了,死神的翅膀在他们的头顶滑翔。1990-2000前后,是中国文坛自“文革”以来第二个非正常死亡率奇高的时期:1987年3月,女诗人陈泮用手术刀割断大腿动脉静静地离开人世;1989年3月,天才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结束了春暖花开的生命;两个月之后,他的好友,另一位天才诗人骆一禾,又因脑血管突发大面积出血去世,年仅28岁;1990年10月诗人方向在浙江淳安服毒自尽,寂寞地奔向另一个世界;1991年1月4日,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台北士林区荣民总医院用丝袜自缢于点滴架上;1991年9月诗人戈麦毁掉了大部分诗稿后,投水溺死于北京万泉河;1993年10月,“朦胧诗”巨子顾城在新西兰杀妻自缢;1996年12月,“中国报告文学之父”、老作家、老诗人徐迟从医院的阳台上跳下;1997年4月某夜,特立独行的“文坛外高手”王小波因心脏病猝发而倒下;2000年3月,老诗人昌耀患癌症后在医院跳楼自杀,高车入云……自杀的阴影笼罩着文坛,对死亡的恐惧促使其他活着的作家和诗人们纷纷改弦易辙,加快了奔向眼球和市场经济的步伐。

  四、文学秩序全面混乱。新时期前十五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浪涛,一涛紧跟一涛,但基本上还是呈线形发展的,每个阶段的文学思潮基本上都表征为某个共同的母题;然而到了20世纪这最后的十年,涛横浪逆,乱象纷繁,除了这个“乱”字,已很难再用同其他词来概括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共同点了。

  (1)先锋作家纷纷转型——曾经给汉语小说带来过翻天覆地变化的先锋小说家们纷纷“还俗”,退回到传统叙事。这一时期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天使的粮食》、格非的《敌人》《半夜鸡叫》、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洪峰的《起义者》、李锐的《无风之树》、蒋子丹的《左手》,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都畅销于市场。

  (2)“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余秋雨以其代表作《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山居笔记》等,在中国大地制造了一场“大文化散文”的飓风。朱大可谓之“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大文化散文”流行的背后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余秋雨散文亦自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然余氏散文风靡而后,近年来各地中、高考考场,“泛文化散文”、“伪文化散文”泛滥成灾,已成中学作文教学的一大公害。不知这是否可以归咎于余氏散文的荼毒?

  (3)文学快餐触网而生——痞子蔡以一篇《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神州大地掀起一股网络文学热潮,中国的e时代正式到来。继之,邢育森、宁财神、李寻欢、安妮宝贝、王飞雄、俞白眉、吴过等一大批网络文学作家,以及全国数百万网络文学作者粉墨登场,文学快餐借助网络畅销天下,文学开始成为全民的“卡拉OK”。

  (4)伪劣诗歌风靡校园——1990年, 汪国真《年轻的潮》《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等诗集风靡全国大、中、小学校园,一色的意象简单、思想空洞、哲理肤浅的伪诗,竟受到了亿万少男少女的追捧,汪国真狠狠地幽了中国当代诗坛一默。

  (5)“身体写作”甚嚣尘上——新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的作家和诗人们已耻于使用大脑,开始用身体进行写作。卫慧、棉棉分别推出《上海宝贝》、《糖》,率先发出身体的尖叫;虹影、赵凝、安妮宝贝、春树、九丹、尹丽川等女作家及一大批会码字的文学女剑客前赴后继。中国文坛,一片叫春的声音。与此同时,一个以男诗人沈浩波为首领、宣告“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的“下半身写作”的诗歌团体浮出诗坛,纯洁的诗歌床单上,布满恶臭的精斑。“下半身写作”的旗帜迎风招展,中国文学全面进入一个欲望狂欢的时代。

 (6)男女作家纷纷“触电”——中国文学从这一时期开始,全面进入了与影视联姻的新时代。有的抱团作战,更多的是单枪匹马。男作家中较早“触电”的是莫言、王朔、苏童,此后有陈源斌、周梅森、张平、叶辛、北村、张成功、麦家、柳建伟、何大草、熊召政、刘毅然、刘恒、 刘震云、余华、王蒙、二月河、石钟山、海岩、邹静之、朱文等纷纷跟进。女作家中较早“触电”的是池莉、铁凝,此外有王海翎、陆星儿、赵凝、毕淑敏、万方等人。这一时期,港、台、海外文学借助影视以更迅猛的势头席卷神州:言情琼瑶卷土重来,《还珠》系列再次风靡;武侠小说雄霸天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谱写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的文学传奇;旷世才女张爱玲的文学成就被重新审视,中国大陆一时间涌现出亿万“张迷”……有论者对这一时期作家“触电”现象进行了概括,总结出这样七大门派——“言情派”(掌门人海岩)、“官场派”(掌门人周梅森)、“都市派”(掌门人池莉)、“帝王派”(掌门人二月河)、“侦破派”(掌门人张成功)、“武侠派”(掌门人金庸)、“言情派”(掌门人琼瑶)。

  (7)情景喜剧娱乐全民——自80年代王朔创作《编辑部的故事》开始,到英达、梁左推出120集连续剧《我爱我家》,国产情景喜剧的创作宣告正式起步,之后《闲人马大姐》《东北一家人》《候车大厅》《心理诊所》《中国餐馆》《新幸福街》《男人四十跑出租》《网虫日记》《小房东》《炊事班的故事》《带着孩子结婚》《成长的烦恼》《家有儿女》《都市男女》《办公室》《旅奥一家人》《巴哥外传》《奥运在我家》《万家轶事》《客到我家》《老威的X计划》等一大批情景喜剧热播荧屏。特别是随着1999年情景喜剧剧场《630剧场》的开播,全国人民迎来了一个“欢乐总动员”的新时期。

  (8)文学思潮影响式微——这一时期,尽管文坛先后出现了以“河北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代表作家与作品有谈歌《大厂》、何申《年前年后》《穷人》《信访办主任》、关仁山《九月还乡》《大雪无乡》、刘醒龙《凤凰琴》《分享艰难》、李佩甫《黑蜻蜓》《学习微笑》《败节草》、陆天明《苍天在上》、邓一光《我是太阳》、王蒙《恋爱的季节》、刘心武《栖凤楼》、王安忆《纪实与虚构》《旧址》、张炜的《家族》、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等),以韩东、朱文、毕飞宇、邱华栋、吴晨骏、何顿、述平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写作”,以林白、陈染、徐坤等为代表的“个性化写作”等文学思潮,但它们最终都没能像新时期前十年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思潮一样演变成社会思潮。

  (9)寂寞散文宫花自红——相比于同期的小说、诗歌、影视创作而言,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无疑是最纯洁、最能代表严肃的文学精神,也是最为寂寞的。杨绛、季羡林、林非、王充闾、宗璞、袁鹰、李国文、雷达、梁衡、卞毓方、李存葆、周涛、朱增泉、韩静霆、刘亚洲、李元洛、李辉、贾平凹、王宗仁、杨闻宇、刘烨园、王小波、斯妤、筱敏、王开林、周佩红、林贤治、车前子、苇岸、王开岭、刘亮程、杜丽、马莉、冯秋子、潘向黎、彭程、洪烛、祝勇、周晓枫、张锐锋、止庵、何向阳、唐韵、瘦谷、王族、桂苓、黑陶、沉河、刘春、朱朱、雷平阳、敬文东、晨义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散文创作,为委顿的世纪末中国文学病梅馆,栽种下了一片坚硬的蔷薇。

  (10)文学大奖风光不再——2000年,旅法华人作家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全球华人首次荣膺该奖项,但由于意识形态的严厉封杀,高行健获奖之事并未在国内引起多大反响,甚至绝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晓此事。这期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陈忠实《白鹿原》(修订本)、王火《战争和人》(三部曲)、刘斯奋《白门柳》(第一、二部)、刘玉民《骚动之秋》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阿来《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张平《抉择》、王旭烽《茶人三部曲》(第一、二部),也都未能取得如前面几届茅盾文学奖颁发时的轰动效应。

  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文坛,尽管出现了如韩少功《马桥词典》、余华《活着》《许三官卖血记》、张炜《九月寓言》、张承志《心灵史》、史铁生《我与地坛》《务虚笔记》、唐浩明《曾国藩》、铁凝《大浴女》、昌耀《命运之书》这样的优秀作品,然而,局部的春暖难于改变整个中国文学“苍山似海、残照如血”的悲凉格局。这一时期,市场经济的“腐尸和粪土”(海涅语)催生出了一片纷乱迷眼的“俗之花”,但是,表象的繁华却掩盖不了文学精神的肃杀。从无数作家和诗人们面向眼球和市场纷纷绽开的盈盈笑脸中,我听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一片“簌簌”的落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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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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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到来雪茫茫(2000——2006)
  
  中国当代文学进入21世纪后,已是满目繁华,遍地危机。文学的雪季不可抗拒地降临于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市场的宠儿点着钞票在屋内取暖,纯正的文学精神冻死在荒郊野岭。让人眼见的是满天雪花飘飞的纷繁,感受到的却是彻骨的寒意。
  
  满目繁华(1)——主题词:“80后”、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下半身”、垃圾派、废话派、口水诗:
  
  “80后”•青春文学:1990年,中学生郁秀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出版,青春文学报春花开。1999年《萌芽》杂志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举办,韩寒凭一篇《杯中窥人》脱颖而出,之后,青春文学大军迅速集结。这支揭竿而起的大军又大致分成两股势力,一股是以韩寒为代表的“叛逆派”,另一股是以郭敬明为代表的“忧伤派”。这支青春文学大军麾下战将如云,如“80后写作五虎将”李傻傻、胡坚、小饭、张佳玮、蒋峰,“残酷青春”的书写者春树、李海洋、易术,“玄幻”城堡的构筑者周嘉宁,“80后五才女”颜歌、张悦然、顾湘、白雪、画上眉儿,“80后五才子”恭小兵、田禾、一草、水格、霍博,“青春疼痛文学”教母饶雪漫,“后青春文学”的举旗者管燕草,此外,还有许佳、孙睿、安齐名、赵鹏、戴漓力、彭扬、苏德、唐颂、吕晶晶、何小天、千里烟、蔡骏、王皓舒、郭丹、麻宁、马中才、朱婧、庞婕蕾、杉娃、李萍、易粉寒、明晓溪、郭妮、明前雨后、落落等各路英豪。这些写手大多出生于80年代,因此被总称为“80后”。他们在“青春文学”这面大旗的指引下,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迅速占领了市场和中国文坛的舞台。

  然而,良莠不齐的青春文学,总体上呈现出幻美而贫乏的思想和艺术特征。人生阅历和文化修为上的稚嫩(这些有待于岁月的补给),不可能不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一定的制约。单纯依靠想象而构筑起来的文学大厦,抗震能力可能都不会太强。而且,随着青春文学市场泡沫的泛滥,大量的情节构架和行文风格被低水平复制,青春文学开始出现模式化、类型化趋势。更为严重的是,不少青春文学作品中,充斥着迷茫、动荡、颓废、自虐和反叛,有的甚至祭起了性、毒品、凶杀等法宝,离开文学越来越远。“青春”成了禁锢青春文学的一道枷锁。因此有人将“青春文学”戏称为“青春痘文学”。
  
  网络文学:随着e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痞子蔡的网络爱情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互联网上的一炮蹿红,中国亿万码字爱好者们(包括已经成名的作家、诗人们)这时猛然发现了一条发表作品的便捷通道和扬名立万的捷径,于是,几乎一夜之间,网络文学便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新生代”、“晚生代”和“超晚生代”触网了,于是“青春文学”更加波澜壮阔了;中老年作家、诗人触网了,于是原本寂寞的案头写作立马变得热闹起来了;传统纸质媒体触网了,于是他们“左手一只鸡”(纸刊),“右手一只鸭”(网刊),笑盈盈地走在回市场娘家的小路上了;民间刊物也触网了,他们把长年憋在心里的怒气和才气一齐发泄到帖子上,于是终于找到与公开出版物平起平坐的感觉了;最后,博客文学也赤“博”上阵了,于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文学潮流汹涌起来了……

  网络文学的兴起,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它对繁荣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自然功不可没:

  (1)“还权于民”:网络文学兴起的最大功绩在于它剥夺了长期以来被极少数人(作家、诗人们)垄断在手中的文学话语霸权,把文学的话语权重新交还给了人民大众。文学话语权原本就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诗经》就是民众智慧的结晶,只是到了后来,才一步步被职业文学创作者们收入魔瓶之中。从还文学创作权于民众这一点来说,新世纪的网络文学运动与20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时期中国大地所出现的全民诗歌运动,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

  (2)“文学的强心剂”:网络文学兴起的第二个功绩在于它极大地鼓动和鼓舞了人民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文学创作热情,给了他们以极大的创作自信心,以及发表欲的及时满足感,同时也给他们铺设了一个无比广阔的文学视野,打开了一个八面来风、左右逢源的艺术借鉴渠道。《起点》《榕树下》《天涯社区》《红袖添香》《西陆文学》《幻剑书盟》《新散文》等一大批文学网站,新浪、搜狐、和讯、博客中国等众多博客,以及其他多得难于计数的网站论坛和BBS,为中国浩浩荡荡的码字大军提高了一个充分施展文字才华的天地大舞台。而慕容雪村《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萧鼎《诛仙》、玄雨《小兵传奇》等一大批网络文学作品的一夜蹿红,又在他们眼前展示了一幅幅诱人的前景,不断地刺激和膨胀着他们的写作激情和成名欲望。所有这些,都裹挟着中国码字大军“一家老小向前冲”,给濒死的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3)“造星机器”:网络文学,俨如一架高速运转的“造星机器”,制造出了一大批网络作家或写手。安妮宝贝、痞子蔡、慕容雪村、夏岚馨、廖无墨、彭希曦、林长治、恭小兵、宁财神、李寻欢、邢育森、雷立刚、蔡骏、秦歌……这些“各领风骚两三年(月、日)”的网络文学作家或曰写手们,就是网络文学这块菜畦长出的一片大白菜。如果读者诸君不厌其烦的话,我可以列出几页甚至十几页此类网络作家或写手的大名——但估计你们是没有这个耐心看的。一句话,新世纪的网络文坛(如果真的形成了这么一个“坛”的话),已远非当年的水泊梁山可比。今日网络文坛之声势,恐怕早已超过了几个甚至几十个梁山泊;今日网络文坛之“英雄”,恐怕要用几个甚至几十个“一百单八将”来计数了。

  由于准入门槛的零要求、人员数量的超庞大、人员素质的良莠不齐,加上写作上的仓促欠打磨,网络文学的大观园里,“蝴蝶与苍蝇齐飞,鲜花共粪便一色”。在这些网络文学作品中,当然不乏优秀之作,也不排除今后会出现传世之作的可能。然而就目前网络文学创作所呈现的客观事实来说,体现严肃文学精神的作品数量微乎其微,情色、暴力、玄魔、颓废、搞笑之作则洋洋大观,网络垃圾布满文坛。我有一年曾在浙江某地一个珍珠厂看见这样一幅景象:在养珍珠的河边一角,遗弃着一堆发着恶臭的蚌壳和白色塑料汽泡膜,在这堆蚌壳中,当然不排除有着一两颗由于疏忽而被遭抛弃的珍珠——我看当代中国的网络文坛现状,恐怕就是这副模样。
  
  “下半身”、垃圾派、废话派、口水诗:当严肃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要吸引大众的眼球,对于那些脑子已进水的出名狂们来说,便只剩下最后一招了,那就是——脱、排、吐。

  脱——20世纪末的“下半身写作”者们,大多只敢在文字中意淫一番。发展到了21世纪初,“下半身写作”就公然升级为真正的“行为艺术”了。2003年,木子美在“博客中文”网站上发表网络日志《遗情书》,公开她与52个男人的性爱日记;2004年1月5日起,竹影青瞳在“天涯社区”的个人博客上推出“竹影青瞳大事记”,实时更新自己的裸照和文字;2005年5月15日起,流氓燕开始在“天涯社区”贴出文字和裸照,引起“天涯社区”的服务器瘫痪……此外先后参与这场“脱裤子比赛”(朱大可语)的女剑客,还有二月丫头、菊花姐姐、木木、会怀孕的木乃伊等。

  排——无法通过香气来吸引眼球,于是便有人想到了以腥臭来勾引大众的鼻子,引起世人的注意。这一类人以诗人沈浩波、徐乡愁为代表。沈浩波主要表现为“排精”(前文已述,兹不赘言),而徐乡愁则更多地表现为“排便”,他所倡导的“垃圾派诗歌”,立志为祖国贡献垃圾和粪便,《人是造粪的机器》《屎的奉献》《我的垃圾人生》等诗歌便是他的代表作。

  吐——自惭形秽于脱,管道不畅于排,于是只好发挥嘴巴的功能,吐“口水”了。这一时期,以诗人杨黎为代表的“废话派”,假探索之名,制造了很多纯属废话的“口水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口水诗”泛滥诗坛。之后出现的赵丽华的“梨花体”,便滥觞于此。
  
  满目繁华(2)——主题词:长篇小说
  
  在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畸形繁荣的另一侧,中国当代文坛一批具有严肃文学精神的老、中、青作家们,仍在寂寞地坚守着,用他们的热血和爱心,极力呵护着中国文学日益腐烂的生命之根,实践着文学精神的自我救赎,并且向时代捧出了他们的力作。

  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又一轮辉煌的成就。代表作家与作品有:莫言《檀香刑》、贾平凹《秦腔》、张炜《外省书》、阎连科《受活》、阿来《空山》、李伯勇《恍惚远行》、姜戎《狼图腾》、杨志军《藏獒》、都梁《亮剑》、刘醒龙《圣天门口》、成一《白银谷》、唐浩明《张之洞》、李锐《银城故事》、迟子建《伪满洲国》、冉平《蒙古往事》、李洱《花腔》、红柯《西去的骑手》、朱秀海《乔家大院》、燕治国《王家大院》、衣向东《牟氏庄园》、王蒙《青狐》《尴尬风流》、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尤凤伟《泥鳅》、毕淑敏《拯救乳房》、张一弓《远去的驿站》、王刚《英格力士》、麦家《解密》、蒋韵《隐秘盛开》、刘兆林《不悔录》、韩东《扎根》、懿翎《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潘婧《抒情年代》、艾伟《爱人同志》、文兰《命运峡谷》、 阎真《沧浪之水》、张平《国家干部》、周梅森《至高利益》、陆天明《省委书记》、王跃文《梅次故事》、格非《人面桃花》、曹文轩《天瓢》、北村《愤怒》、刘庆《长势喜人》、周大新《21大厦》、乔叶《我是真的热爱你》、刘震云《手机》、王安忆《遍地枭雄》、范小青《城市表情》、毕飞宇《平原》、邱华栋《贾奈达之城》、张欣《浮华城市》、范稳《悲悯大地》、林白《万物花开》。

  此外还有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熊召政《张居正》、张洁《无字》、徐贵祥《历史的天空》、柳建伟《英雄时代》、宗璞《东藏记》;获《当代》长篇小说2006年度最佳奖的铁凝《苯花》、王海鴒《新结婚时代》、莫言《生死疲劳》、苏童《碧奴》、都梁《狼烟北平》、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余华《兄弟》,等等。

  然而,一簇反季而开的花朵毕竟改变不了整个季节的属性——无论它绽放得多么热烈。在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刮起的弥天风雪中,这些小说除少数几部改编为影视剧在全国热播的之外,大多只在发行排行榜上制造了几个红色的小箭头,之后便倏然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之外。中国当代文学最严寒的季节已是无可抗拒地来临了。而2005年10月17日巴金老人的辞世,则无疑加重了这个冬天的寒意——至于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讲《论语》心得,只不过是两个伪文学顽童,在漫天皆白的文学雪地里,在全国广大电视观众面前,玩了一出堆雪人的儿童游戏而已。
  
  遍地危机——主题词:网战、恶搞、抄袭、炒作、裸诵、斗殴、乞讨、宣判……
  
  2006年,是中国文坛最热闹的一年。韩白论战引发互联网民众的秽语狂欢、赵丽华“梨花体”诗歌被恶搞、郭敬明被法院认定抄袭、湖南作家黄辉希望被人包养、诗人苏菲舒裸体诵诗遭拘禁、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何立伟带人殴打另一位副主席王开林、先锋小说家洪峰挂牌乞讨并最终宣布退出作协、诗人叶匡政判决“中国文学死了”、南京作家都市放牛宣布创立“菜刀门”、《财经时报》推出“中国作家富豪榜”、当红畅销书作家赵赶驴拉驴搞签售,美男作家张一一恶搞征婚、文学青年孙志明宣告卖身出书,德国汉学家顾彬直言“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山东籍流浪诗人也夫大铁笼挑战生存做“困兽”、国学辣妹白鹿鸣勾引孔子……这次第,怎一个“乱”字了得!

  当中国文学在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和影视霸权的合围下痛苦地呻吟着的时候,我在这篇文章中追忆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来的似水年华,用沉重而忧伤的笔触,写下了自己对文学的一片情愫,缅怀被时代所毁掉了的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然而,我却坚信:只要人类还存在一天,文学就不会真正死亡。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为了真正的文学而孜孜以求的献身者。文学的命脉只有轮回,却永远不可能中断。叶匡政宣判“文学死亡”,我理解为只不过是诗人一句恨铁不成钢的气话——因为汉娜•阿伦特曾经说过:“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期待一种启明!”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让我们以诗人雪莱的诗句,为中国文学,献上我们真挚的祝福!

(2007年元月7日夜于杭州)
  
  网络地址: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6/1/1086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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